内容提要：后理论是“理论”之后的理论。它包含两个方向：对“理论”的清算和反对，以及对“理论”的反思、深入和继续。后者的建设性立场收获了许多积极的成果，主要包括在生命政治、后人类以及各种“新”学等领域。后理论已经形成了弃大专小(抛弃宏大问题专注于小问题)和扩展话题范围诸方面的特色，但是它最重要的本色乃是承继自“理论”的语言论立场。对此笔者完全不能同意彼得·奥斯本把后理论视为对哲学的回归的观点。

　　关 键 词：后理论；理论；语言论立场；创新

　　作者简介：徐亮，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研究。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ZW003)。

　　王宁2005年《“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和周宪2008年《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两篇文章问世以后，“后理论”或“理论之后”这两个词语被引入中国大陆，并于2010年前后获得了很多呼应。一时间出现了不少论文，但多是就这词语的望文生义以及对“后”的感慨，深入的研究很少，有具体内容的论述也寥寥；有这么多冠以“理论之后”的文章，但以此为专题的著作迄今不超过五部。“后理论”的话题现在在国内已经偃旗息鼓，而且给人的印象是，它是一个过时了的话题。考虑到此前谈论中大量的望文生义及感慨式风格，这种现象就不难理解：它被谈论得太多；但谈来谈去就这么点内容。事实上，后理论作为西方理论界的新起现象包括了数十种专题和影响力重大的丰富成果，其中每一种都很有意思，它们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各不相同，触角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些我们耳熟能详，但不知道它的理论谱系及其与后理论的关联。“理论”与“后理论”是理解这些新的理论现象的线索。下面的文字是就我了解到的材料，从学理层面对“后理论”现象作一个梳理和论说，以期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新晋理论现象的关注。

　　一、为何是“后”?何谓“理论”?

　　后理论指“理论”之后的理论。

　　自从有了“后现代”，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人类”“后真相”……有“后”，就有被“后”的对象：理论，现代主义，等等。“后”就意味着后于那个对象的，因此它主要是个时间性标志。它的逻辑就是与“现代性”概念相同的那个逻辑。彼得·奥斯本对“后理论”中的“后”有一个断语：“‘后’的逻辑在其更积极，更具前瞻性的幌子下成为了新的逻辑。”[1]26我们知道，现代性的一个突出指征就是对发展进步和创新的痴迷，现代性就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后”意味着发展，它胜于前，是对前者的超越，现代是对前现代的超越；因此后出的就是新的。当然，只要是时间性概念，它就免不了另一个意思：它只是时间上“后于”前者(理论，或现代)，但并没有超越前者，缺乏建设性，甚至回到了前者之前，它只是用了“后”之名，而这个名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如奥斯本所揭露的——它被单一地赋予了“前瞻性”的积极义涵。为了区别，后一种情况也会被称为“反”(如反现代①)，而在理论方面，也有“反理论”，指仅仅吐槽和反对“理论”的现象。

　　所以，后理论的“后”有两个维度：超越、改进，以及反对、否定。这里不排除有穿插和交融的情况，例如生命政治，在福柯那儿是一整个大题目，“理论”之后的许多学者反对“理论”的大叙事风格，改进之，使之变成各种小话题并加以深入展开，例如酷儿研究、庶民研究或残疾人研究等等，这个转变就既有反对又有改进，显示了这种穿插交融的情况。

　　后理论后的是“理论”。给“理论”打上引号(这是西方理论界常见的做法)是要表明，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是一个普通名词，只要是有助于对事物，尤其是特定领域的事物做出解释的概念或观念系统都是理论，这些特定事物可以成为该理论的说明语，比如社会学理论，医学理论。但是后理论中的“理论”是指首先在文学研究领域，继而在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科学等其他领域广泛蔓延的一种以语言论为立场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它起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著名的结构主义符号论语言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中经布拉格学派，主要在法国学界产生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这些成果以人名为标志的就有一大批：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符号学，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诗学和社会批判理论，格雷马斯、热奈特等人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福柯的话语权力政治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等等。这些在法国获得重大进展的理论成果因而也被称为“法国理论”，按彼得·奥斯本的描述，它被美国为主的英语国家学界接受，成为它们大学教学体制的一部分，经历了它们社会实用主义和商业化的浸洗，然后又出口转内销回到法国及欧陆其他国家，形成了后理论出现之前的这个样子。从历史的角度看，“理论”起始于20世纪初期，20世纪60到80年代是它的盛期，90年代开始出现了“取代”它的后理论。“理论”有长达七八十年的历史(有争议说它迄今远远没有终结)，有着明确立场和诉求，产生了很多分支和派别及一大批标志性人物和成果，并且有一个时间节点可以被看作转折点，从这个意义看，“理论”也是一种思潮的运动。

　　但是“理论”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它与此前的文学研究方法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与它被称呼为“理论”有什么关系?在这篇主要讨论后理论的文章中，我们只能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做一个最简洁的说明。引用保罗·德曼的一句话：“只有当文学文本的研究方法不再筑基于非语言论的、即历史的与美学的考虑，或更准确地说，当讨论的对象不再是意义或价值，而是意义与价值的生产和接受样式，……只有在这个时候，文学理论才应运而生。”[2]德曼的意思是，只有不再以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为基础，而以语言论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讨论的对象不再是意义或价值，而是意义与价值的生产和接受样式”的时候，才有了文学理论。这当然与我们的概念不相符合，我们的文学理论主要是历史论的和美学论的。所以他定义的实际上是文学“理论”，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这个定义就把两者区别开来了。举例来说，对于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作品，历史论和美学论的立场关心他在诗中所说的(“意义和价值”)，诸如对春天的盼望，对光和生命的歌颂，对进步的迷恋，发现他属于积极浪漫主义；但语言论的阅读(如德曼在《浪漫主义修辞学》里对雪莱作的修辞阅读)从语言运作的方面揭示了雪莱诗歌意义的不稳定和自相龃龉，发现历史论和美学论的阅读所依赖的信念(作品中必有连贯的可确定的意义)是没有根据的，虚假的。罗兰·巴尔特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生产和接受样式(利用语言的纯逻辑性营造资产阶级生活秩序永世长存的假象)；福柯则揭示了话语是如何产生权力效应，从而对主体施以规训，塑造原来被视为自主主体的人的。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上述形形色色的学说不叫做诗学理论，政治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而称为“理论”?因为语言论不再假定一个可以划分为各种现象并且对其加以言说的世界，语言论立场所发现的东西完全是超学科的，它们针对的所有东西都是话语实践，而凡是话语，都以这样的方式运作。“理论”不是在找政治学现象，诗学现象，而是在研究话语本身，即“意义与价值的生产和接受样式”。此时政治学和诗学成了话语实践的两个维度：定意(想说什么，或者通过说做到什么，这是政治学维度)，以及围绕定意的操作(如何操作词语达到想要的效果，即诗学的维度)。这样，福柯并不是在讨论各种政治观念的得失，而是讨论话语如何起到迫使人做什么的作用，话语怎样产生权力的效应。雅各布逊不是把诗歌小说作为自己的对象，而是把话语中的诗性操作作为对象，对于他，政治选举中一个好的竞选口号必然有强大的诗性操作在里面。诗并不只在诗歌中，所有话语都必有他所说的“诗性功能”。这就是人们很难确定他们每一个人到底属于哪一门学科的原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文学系突然充满了“后殖民”“身份政治”“族裔问题”“性取向”等话题，因为这些话题都是话语操作的结果，语言学运作和诗学运作是里面的全部，虽然他们显得像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也就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些理论家不能被称呼为各种学科的专家，他们从事的工作只能被命名为带引号的“理论”。

　　“后理论”后的就是这种“理论”。

　　跟所有的“后”学源于对前者超越和发展的欲望一样，后理论话题的提出也是源于“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成熟乃至停滞的程度，人们认为有必要反身审视这项正在进行的事业，并且提出新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理论”对美国的大学文学系的支配日益显著，一些受新批评规范训练并对“理论”之前的文学研究有着深刻记忆的教授学者感到厌烦并开始向“理论”开炮，反对“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支配。这些言论中有许多持反理论的立场，认为“理论”与文学阅读无关，对于文学研究是无用的，应该抛弃。其后，到90年代，一些更具学理性，更慎重的对“理论”的反思也出现了。事实上，在“理论”的盛期，“理论”这个名称并不随处可见，像保罗·德曼那样作总结的人是很少的，到了对“理论”得失进行总结反思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过去的是一个时期，它有共同的诉求和方法、立场，才定意用“理论”来命名它。而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可以说，有了后理论，才有了明确的“理论”概念。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最初几年，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反思“理论”和意在超越“理论”，走向后理论的著述，其中不乏非常有建设性的设想。大卫·波德维尔、诺埃尔·卡洛尔出版于1996年的《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是一部电影研究著作，该书认为迄今“理论”对于电影研究的影响可以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结构主义理论在1980年代美国的电影研究中随处可见，但是这些研究丰富的是“理论”本身，而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电影艺术本身却没有作更深入的理解，所以该书号召重建理论之后的电影研究。安托万·孔帕尼翁出版于1998年的《理论的幽灵》一书提出“理论”与常识的紧张关系，批评了那种认为“理论”总是正确的想法，也批评了“理论”必须与常识作对的观点，指出理论只是蕴含一部分真理，理论反对者的观点同样值得重视，常识应该受到关注。马丁·麦克奎兰和格瑞姆·麦克唐纳1999年合编了《后—理论：批评理论的新方向》，对当时喧嚣一时的“理论终结论”作了驳斥，首次把后理论作为对“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宣布它是理论的一个新的方向。进入二十一世纪，对“理论”之后的讨论变得更加集中与具体。朱迪斯·巴特勒、约翰·杰洛瑞、肯德尔·托马斯2000年编了《理论还剩下什么?》一书，其中收录了斯皮瓦克，卡勒等九位学者对“理论”得失的思考。这本书的立场是捍卫“理论”，对认为“理论”过于形式主义和过于政治化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进行了批驳，也回应了反理论派“返回文学”的主张，指出“理论”之后文学也不再是以前意义上的文学了，“理论”之后是“理论”的继续和深化。此外，21世纪初关于后理论的讨论还有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2002)，让—米歇尔·拉巴泰的《理论的未来》(2002)(这本书最早对后理论的各种走向作了概括归类)，以及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这些著作构成了最早的后理论成果。这些著作中，吐槽“理论”的和对“理论”之后的理论认真进行规划的都有，他们共同的看法是“理论”已经告一段落，其后的理论，无论是反“理论”的还是继续“理论”的，都已经是另一个开始。

　　导致这些学者们群起而反思“理论”得失并筹划“理论”之后的理论的另一个机缘，看似荒谬实际上却也合乎逻辑，那就是特里·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开始时提及的一批“理论”家不约而同的肉体死亡。他说：理论的黄金时期已经早已消失，主要的标志除了那些开创性的著作距今已有几十年时间之外，就是那些著作的许多作者的集中死亡：“命运使得罗兰·巴尔特丧生于巴黎的洗衣货车之下，让—米歇尔·福柯感染了艾滋，命运召回了拉康、威廉斯、布迪厄，并把路易·阿尔都塞因谋杀妻子打发进了精神病院。”[3]这些都是“理论”的主要标志性人物，他们的死亡提供了一个契机，就是让人们回顾和反思他们所开端的“理论”事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和该怎么办。彼时福柯理论在英语国家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中影响正盛，后殖民、身份政治、少数族裔研究、新历史主义，这些源于福柯的话题，已经在英文系获得某种支配性地位。如果福柯死了，这将意味着什么?反思的冲动直接就从这儿爆发了。

　　三、后理论的走向和主要成就

　　(一)后理论的两个主要走向

　　对“理论”的反思和清算有两种不同的走向：一是吐槽和反对“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做法，主张回到“理论”之前；二是通过质疑和清理，更新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有一种新的气象。

　　史蒂夫·纳普与华尔特·迈克尔斯在1982年发表的文章题名就是《反理论》(Against Theory)。该文讨论的问题是文学文本的意义与作家的意图二者的关系。这个问题确实是“理论”的一个后果。“理论”之前人们是根据“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现”的预设来解释文学作品的，但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对此发出了挑战，指出决定文本意义的是文本的潜在结构，所以，文本的意义大于甚至有悖于作家的意图。史蒂夫·纳普与华尔特·迈克尔斯认为，作家的意图就是文本的意义，在实践中它们本不可分割，当理论对它们作了不同命名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个一体的东西作了分割。“理论的冲动，如我们所说，总是试图分割不能分割的事物；在本体论一边，意义与意图、语言与话语行为被分割开了，在知识论一边，知识与真实的信仰被分割开了。我们认为，分割了的术语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4]当理论这么做的时候，完全背离了作品的实际情况，因此它不可能对解释文本提供任何帮助；理论是没用的，“理论事业应该终结”[4]。

　　回到阅读实践，是当时一些学者的共同看法。但是怎么读，却涉及怎么处置“理论”的问题。保罗·德曼主张的修辞阅读，将语言论的精髓，例如述事和述行的张力结合到阅读，产生了全新的阅读理论。但是史蒂夫·纳普与华尔特·迈克尔斯主张的是摒弃“理论”的阅读。在这方面，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是一个更加精细的反理论的例证。在这部有着多重隐喻的书名的论著中，卡宁汉先是采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指出大写的理论(Theory，这是对“理论”的另一种称呼)有它的道理，书的第四章标题就是“大理论的益处”。他承认天真的阅读是不可能的，因此阅读总是在理论之后；他也承认“在很多方面，阅读在大理论的影响下被激活了”[5]39。但是由于大理论的简化或还原特征，遵从理论的阅读，其丰富性被大大缩减了。他举例说，“普罗普非常清楚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忽略事物”，尽管如此，“他在理论上毫不犹豫地让三十一个功能重现，而没有寓于迷人的多样性、别致性和丰富多彩”[5]137。所以“只有在把‘理论’所声称的所安排的所从事的东西都丢弃的时候，阅读才能有效地、恰当地、真实地前进。”[5]140“理论”之后应该是阅读。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阅读呢?他认为，最好的阅读无疑就是细读，是机敏的，“触摸式”的阅读，他提出的最优秀的阅读者“是燕卜逊、唐纳德·戴维的子孙，是海伦·温德乐、约翰·凯瑞、约翰·何兰德、布里安·威克斯、乔弗雷·希尔、玛格丽特·多迪、卡尔·米勒、托尼·唐纳……”[5]167也就是，完全回到“理论”之前的新批评。卡宁汉的观点反映了受新批评训练又无法接受“理论”的学者对“理论”的抵制。

　　不同于反理论，对“理论”进行反思的另一个走向是改进并继续“理论”。这是后理论的主流，它迄今产生了丰富的成就。

　　(二)后理论对“理论”的创新发展

　　在2002年的时候，让—米歇尔·拉巴泰在《理论的未来》中就列出了10个他认为在大理论之后将会出彩的理论话题：A，新拱廊计划：研究从本雅明到新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各种文化景观；B，技术批评：研究虚拟现实和可能世界及高速发展的生物、通信技术带来的问题；C，离散批评：研究流离失所的群体，新兴社区及“家”的概念；D，有关性取向的政治学、生命伦理批评；E，证言研究：构建各种集体记忆的历史(创伤，种族灭绝，酷刑等)；F，基因批评与新文本(超文本，电子书)研究；G，科学与文本研究：文学和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突变理论等的关系；H，“鬼怪学”或鬼怪批评；I，混杂性研究：作为结构的肤色和种族主义问题；J，翻译研究：互文性及翻译科学或“技术”。[6]尼古拉斯·伯恩斯的《理论之后的理论》把“理论”之后的理论发展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相对论(主要表现为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兴起；第二是宗教学和宏观政治学的回归；第三是理论的文学化：媒体撰稿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用文学的方式进行理论写作，以影响社会；第四是唯美主义的复兴；第五是情感和科学的关系问题的凸显。[7]2011年，简·艾略特、德里克·阿特里奇编的《“理论”之后的理论》[8]仔细梳理了迄至当时为止后理论的六个主要部分，并请各领域的主要专家对该领域的主要观点做出阐述。这六个部分分别是：评估理论领域，即对“理论”的总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即深化理论对日常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重审表征政治学，继续关注话语政治诸话题，如后殖民、女权、身份政治、庶民、自反性等；生命政治与伦理学，包括生命的生物性质问题、身体问题；更新美学，即“理论”时期失去关注度的美学以新形式回归；理论之后的哲学，主张跨学科性质的哲学在“理论”之后回归主角地位。

　　从上述概括我们发现，三部相距十年的著作虽然归类的方式各不相同，内容的切入角度不同，但是关注的问题是有许多共同性的。下面我们以一种对中国读者而言更清晰的概括方式，分三个领域，来介绍后理论的一些重要进展。

　　这个领域的问题源于福柯等人的“理论”创制。福柯认为，话语实施的权力在一般政治层面对人起作用，它对人进行分类并以不同方式对人进行规范化处置，这种处置往往通过话语体制化(或机构化)来实施，例如关于监禁的法律话语产生了监狱这样的机构。后理论的生命政治研究体现在很多具体话题上，比如拉巴泰所说的离散批评，有关性取向的政治学、生命伦理批评，证言研究，混杂性研究，以及简·艾略特、德里克·阿特里奇指及的生命政治与伦理学，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除此以外，这方面著名的话题还有：酷儿问题，凡是被视为非正常的性关系都属于此类，这里面就有话语对人的分类和对某些生命的压制问题；残疾人问题；“例外状态”(如牲人)问题。这个“例外状态”是阿甘本的概念。本来，生命政治的主题是对人的分类处置，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如离散批评、酷儿批评及残疾人批评的关注点，因为这些人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成为一个类别，而且往往是社会歧视的类别。可是“例外”似乎就是要表明这不是一个类，不是常态，而是临时的和偶然的。古罗马的“牲人”是一种例外状态，纳粹对犹太人的看法及相关政策是一种例外状态，而美国反恐战争期间对外国人的严格监控和拒入也是一种例外状态。这表明，例外状态实际上是经常出现的一种政府常态行为，它早已是一个类别本身了。如果说离散批评、酷儿批评及残疾人批评作为后理论与“理论”时期的后殖民、身份政治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话题的性质(细小而具体)和新颖上，而那么阿甘本的研究与“理论”的区别就在于，“理论”研究的是对人分类的话语政治行为，而他研究的是对排除在类别之外的那一类人的话语政治行为。

　　“后人类posthuman”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域，生态批评，动物研究，人—机关系，身体问题，赛博格，新唯物主义，以及对科学技术作用的重估，这些都是在“后人类”的概念下产生的话题。我们知道，尤其从本世纪开始，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其中很多成为了热门话题。

　　后人类是对人的新的定义。支配了16世纪以来现代世界发展的人本主义，其核心理念是人类至上，按《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的作者凯瑟琳·海勒的概括，现代“人”的概念就是“自由人本主义主体”[9]。人是自由的主体，他不受人以外因素支配或羁绊(自由)，主体意味着他在周围世界中具有支配性，所以他是优先的和最重要的(主义，-ism，这个后缀就是强调一种优先地位)。

　　“人”的重新定义在“理论”和后理论中有两个稍有区别的方向。首先是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的重估：人与周围世界处在什么关系中?按人本主义观点，人是世界的主宰和支配者，但是这一点在“理论”时期就已经受到了质疑。德里达、德勒兹都对动物问题作过深入思考，他们的思想开启了后理论的动物研究，这个研究质疑人—动物二元对立中人的优先地位，把动物的低下地位看作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话语创制。阿甘本把动物问题引向了对人类自身的考查，因为在话语政治中，对人的生物性描述具有把人动物化并加以处置的倾向。生态批评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后果。后理论中的生态批评基于对人的重新定义，如果人不再是中心，那么生态批评就不再是以前那样把自然或人以外的东西看作环境，后理论的生态批评特别要求人们把它与环境美学区别开来，以前环境美学处理的问题现在必须被置于新的背景中加以对待。通过这些学术的运作，人作为“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概念被彻底改变，一种非主体的“后人”进入人们视野。

　　后人类的另一个方向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关。二战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在控制论视野下思想和追问人类的处境。计算机能够真正实现对人的智能的模拟甚至超越吗?如果能够，我们应该如何认知“人”呢?他本质上还是一个肉身的主体吗?抑或他本质上是一种可以加以处理的信息?如果人身上的器官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仿制，如果仿生的生物学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重新编辑基因以有目的地制造特殊功能的人，就像遭到广泛谴责的贺建奎所做的那样，那么，人还能算是自然的有机体吗?考虑到芯片植入以及克隆技术的可能性，关于人及其肢体，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有关它们是天生的、有天赋的等等观念其实是虚假的；四肢和所有器官都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假肢”(这是一部分后人类学家的信念)。这就是赛博格(cyborg)概念的由来：一种(主要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可控的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就其对“人”的原有观念的冲击而言，没有什么会比这种冲击更大，它伴随着迅速发展的计算机和生物技术而成为人们不安的源头。凯利·伍尔夫把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者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诸科学中进行实际研究的神经生理学，知觉领域的学者”，他们最靠近自然科学和技术；第二种“是那些其训练和研究并不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而是在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领域的学者”；第三种“是一系列人文学科工作的学者”，他们最靠近人文学科，其中包括我们已经引用过其著作的凯瑟琳·海勒。[10]毋庸置疑，靠近科学技术一端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往往更逻辑化，他们往往对人类前景作出令人惶恐的推论，比如汉斯·莫拉维克说，如果人的位格(identity)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实施人的永生：把他下载到电脑，然后装入与肉体相异的另一具载体，比如金属的躯壳中……继续推论，也可以设想将来机器人将战胜人类，统治人类。这种思路中显而易见的单维性很容易被人文学者所拒绝，而且反讽的是，其背后潜藏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也是显而易见的(“控制”话语为人——不管是掌握了最先进的智能技术还是最先进的生物技术的人——作为控制者留下了位置；而且它对人与世界及人的关系性质的预设是控制与被控制)。后理论人文学者对后人类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人—机关系以及人的非主体性上：如果机器和技术对人的影响，其性质已经到了改变身体，改变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程度，我们的确可以相信存在着一种非主体性的“后人”，他/她的手指触感无与伦比的敏锐，走路的时候盯看着移动通信设备，通过屏幕与他者(也许只是一个程序)交往，交流感情，无视周围环境而沉浸在虚拟的电子世界中；人的认知，意识和心意功能的确需要重新定义。

　　后人类问题引发了后理论对身体问题的探索，对技术和科学的重新审视。与此相关出现了新唯物主义或新实在论。身体(身体也是一物)的可设计重造，机器对人的改变以及人机一体的状况提醒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人的意识而忽视人的物性，尤其是无机物的想法是有问题的。非人(nonhuman)因素不仅在人本主义时期不被关注，而且在“理论”盛期也是遭到明显忽视的。因此对“理论”的反思就触及了唯物论或实在论的一种复兴。在这方面，重要的理论有马丁·哈格楞的本原唯物论，以及巴迪欧的学生甘丹·梅亚苏的著名的思辨唯物论。

　　3.各种更新的前“理论”话题

　　后理论思潮中出现了一批带“新”字的话题领域，令人瞩目。之所以带“新”字，因为除去了它，实际上这是些“理论”之前的老话题，它们出现在“理论”之后，看似是对“理论”的反动，但实际上是“理论”带来的一个新局面。由于其与“理论”之前的老话题挂钩，它们看似又具备了学科性，比如上面提及的新唯物论，人们会习惯性地把它归入哲学学科。

　　这里简单介绍三个与文学和美学学科直接相关的“新”理论话题。

　　“理论”对美学有本能的拒斥。美学是对感性现象(the aesthetic)的研究，这预设了事先存在着一个这样的现象。“理论”则认为所谓“审美现象”及其范畴、概念都是话语的产物，因此对“感性现象”的预设是虚构的；但取消了这一预设，经典美学的根就被摧毁了，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理论”中没有美学这一项，只有对美学形而上学预设的批判，著名的如保罗·德曼的《审美意识形态》。

　　“理论”之后，“新”美学却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影响力很大的代表人物。例如朗西埃。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不是什么美学的回潮，其合法性早已不再建立在“我所谈论的是无可辩驳的，因为它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这种预设上，而是把“美学”当作一个要加以争夺的话语领域。朗西埃把美学和艺术视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文化领域，他认为这些领域在知识分子的把持下高雅化，脱离实际，脱离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领地。所以他的美学是一种政治行为，鼓吹工人阶级占有美学资源，具体的办法是让无产阶级学会艺术表现，生产自己的审美范畴，从而拥有感性(审美)的分配权，摆脱受支配的地位。这个美学“新”在它无视康德审美无功利性的界定，把美学与政治混为一谈，实际上是话语政治的一部分。最近十几年新起的另一位新美学专家，斯坦福大学美籍教授倪迢雁，她的研究也颇有新意。倪迢雁的话题集中于新美学范畴，已经出版了《诸丑感》(“Ugly Gimmick)②。她探讨的美学范畴有些在过去得到过讨论，例如《诸丑感》中的嫉妒(envy)，焦虑(anxiety)，偏执(paranoia)，恼怒(irritation)，《我们的美学范畴：搞笑，可爱，好玩》中的可爱(cute)，好玩(interesting)；有些完全是新创的，例如《诸丑感》中她探讨的嗨(animatedness)和浑(stuplimity)，以及即将出版的新作中的花哨(gimmick)。倪迢雁的兴趣点与过去的美学差异巨大，经典美学关注的审美范畴是高大上的，在德性上与“善”绑定的，例如崇高、悲剧性、优美等等，倪迢雁所关心的涉及普通的甚至负面的情感，是平民化的或通俗的(这也许是受到朗西埃的影响)，与消费社会密切相关的；她的讨论所使用的方法是话语的修辞阅读，致力于揭示这些范畴产生特定意义的方法。她特别关注这些范畴的社会政治含义。比如嗨(animatedness)，倪迢雁使用这个词是要表示主流社会对“被贴上种族标签，又有过分的情绪需要表现的主体的想象”[11]，探讨的是一个带有自反性的话语标签。animate作为使动词有赋予生气或生命力的意思，生气勃勃，但这生气是被赋予的，所以“动画”就用了这个词(animated cartoons)，画面的动态不是本有的，而是动画制作者赋予的。被贴上种族标签的人，例如墨西哥人(这是倪迢雁所举的例子)，他们经常过分地嗨，他们在传统节日“五月五日节”上狂欢时的形象在白人们心目中是缺乏节制的，这就涉及这个词的另一个含义：动物性。animate的前缀中有animal的要素。所以这类人也被赋予这样的解读：他们无节制地繁殖。但是他们是没有理性的，没有个人动力——因为是被赋予——的，拼命生育却不抚养他们的孩子，成为“福利妈妈”，美国的负担。他们是懒惰的人。这实际上像族裔政治批评，是在致力于揭示这些术语被赋予政治性含义的方式，只不过这些词语属于前理论中美学的范畴而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理论中有一支结构主义叙事学曾经显赫一时，其中的代表人物托多罗夫、热奈特、格雷马斯在中国也为人熟知。但是此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沉寂。本世纪初开始，新叙事学冒出来，成为“理论”之后“新”学的一部分，产生了很多富有新意的创见。据乔纳森·卡勒的介绍③，它们的“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叙事范围从情节性文学叙事作品扩大到生活叙事。比如莫妮卡·富禄德尼克的《走向一种“自然”的叙事学》[12]，把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讲故事想象作为研究中心，只要有人经历了某事，这事就可以成为一种叙事。这就涉及生活中的故事型认知问题，所以富禄德尼克的叙事学还吸收了新的认知学成果。二是把叙事扩大到非自然叙事范围，重要著作有：简·阿尔伯编的《非自然叙事诗学》[13]以及他们著的《非自然叙事——小说和戏剧中的不可能世界》[14]。这是一种独特的“非自然叙事学”，认为叙事理论应该把所有叙事都列入自己的视野范围。经典叙事学预设的叙事常规，例如故事—叙述者的对别，事件—讲述的对别等等，从更大的范围看其实只是一种特例，不符合这种常规的反常叙事非常多，它们才应该是叙事学事例的常态和分母。这两方面的“新”改变了叙事学的考查范围及方法、立场。

　　文学曾经是“理论”的发源地。但是“理论”随后的发展不再把文学当成一个有固定文类界限的场域，出于语言论立场，它只考虑文学性，并把它推及所有话语领域，它持广义的文学的立场。对“理论”的反思唤起了业内人士对狭义的纯文学即小说诗歌等特定文类的话语的怀恋。后理论初期的反理论或理论终结思潮，主要就是为了表达对“理论”脱离纯文学的愤怒。

　　新文学理论恢复对纯文学的讨论，不过赋予了这种讨论新的意义。有从纯文学方面，发掘它对广泛社会政治话题的根本性影响的，也有非文学专业人士延引小说诗歌作为本专业问题解决方案的。

　　大卫·辛普森在《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的统治》中发现，虽然现在大学的文学学术大量讨论非文学的话题，但是一方面，这些讨论，包括他自己在这本书中的讨论，使用的都是文学批评话语；另一方面，在非文学领域，“激进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科学史家甚至某些科学家准备采用传统的文学批评词汇，他们认为这对完成他们描述世界的任务是合适的。”[15]2更有甚者，最近的趋势是这些学者纷纷开始使用一系列纯文学方法进行他们的学术写作，包括讲故事，使用自传体，奇闻异事，以及交谈；有些文学学者甚至写小说以探讨理论问题，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安伯托·艾柯及其《玫瑰的名字》；A.S.比亚特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她写了更多的小说如《占有》《天使与昆虫》等探讨文学批评应有的立场。辛普森发现，话语样态的改变有助于发现新的解决方案，这是浪漫主义写作方式给我们的启示。“浪漫主义写作模式是一种转移和重复：因此，并且按华兹华斯的意思，好奇就是当我们好奇之时对我们自己感到好奇。它也是对随便哪一种神秘、空闲、明显和特别之物的好奇，对某种理性可以衡量的可能之物的好奇。这样，提出这个问题就是确保，不改变解决方案自身的术语就不会有解决方案。在场和表演，即实际时间中存在过的事件，在许多时候取代了推论……因此，当语言要抵制或详尽阐述理论的时候，正是文学处于随手可得之处。的确，这一详尽阐述是如此具有渗透性，以至文学的优点越来越被用于重新定义理论本身”[15]86。他所说的“文学的统治”就是包括文学学术在内的所有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写作模式向文学的转移。这个观点在乔纳森·卡勒的《理论中的文学》一书中得到了深化。《理论中的文学》讨论了“理论”脱离文学文本的情况，他认同辛普森关于文学正在到处蔓延的论断，认为文学虽然失去了作为唯一研究对象的中心性，却在诸写作模式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他论述道，对“理论”的各种议题，纯文学常常提供更复杂、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如，身份政治理论探讨人的身份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生活实践的产物，但是，像《安提戈涅》《哈姆雷特》这些作品对此提供的回答，要比在身份政治话语中复杂得多，也更具体实在。“主体的身份是给予的东西呢还是被构成的东西?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普通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16]“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提供的任何答案，相比文学，都是牵强的、本质化的。

　　非文学学科对纯文学的延引也是新文学理论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玛莎·努斯鲍姆是法学家，她的《诗性正义》得出结论说，有文学想象力的法官更容易对司法案件作出符合法律精神的判决，因此，法学应该延引文学的思考方式。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分析了哲学在当代遭遇的困境，他认为，尽管从尼采开始，经现象学到海德格尔，哲学家们都在寻找走出形而上学之路，不过由于总是笼罩在解决终极问题的目标下，他们的出走总是功亏一篑。但是文学虽然从来不追求解决终极问题，对于人类的主要政治社会目标(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共存)却有着根本的支持力。在文学中，每个个人的遭遇和处境得到了细节性展开，在那里，同情和想象被极大地激发，人类伦理的底线显露无遗，人与人之间团结的基础就被找到了，而靠推理、逻辑论辩，靠哲学、法律，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所以理查德·罗蒂的结论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未来“自由主义社会的英雄乃是强健诗人和乌托邦革命家”[17]。这个宣布与二百年前雪莱的论证“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遥相呼应，所不同的是，雪莱是诗人而罗蒂是哲学家。从这个角度看，经过“理论”，文学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极大地提高了，其标志之一就是，“理论”之后的新文学理论是由哲学家、法学家、文学研究者共同参与建设的，文学在这个理论中被提示为一种有效的思想方法。

　　四、后理论的创新与本色

　　后理论的成就表明，它是一种理论创新，它对于“理论”是有超越性的。现在，我们回到彼得·奥斯本的问题：“如果某种情况被定义为‘理论之后’，那被超越了的东西究竟是什么?”[1]20

　　首先，建设性的后理论超越了“理论”问题的宏大化，转向了各种“小”问题。尽管“理论”末期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用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尽管相对于人道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大叙事，“理论”的主张还是较小的，但是相对于后理论的问题而言，它仍然是宏大的。例如福柯的一个主张是，话语就是权力，它的运作产生权力机制，落实权力直至最微小的物理对象(肉体甚至细胞)之上。这个主张是普泛化的，它制约着研究者在所有社会机制中寻找和证实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洞察力。但是后理论已经没有这类普泛的研究视角了，它寻找到的是离散问题、酷儿问题、例外状态问题，虽然这无疑受到福柯理论的影响，但它并不寻求与宏大问题的对应性。例外状态就是例外状态，对它的讨论及成果永远不会超越例外状态的话语范围。

　　其次，后理论超越了对陷入非语言论立场的恐惧，在论说中更自信和自然。“理论”是对(按保罗·德曼所说)历史决定论和美学立场的否决，由于这个对立面在当时无比强大，这给它背上了包袱：把击溃对方视为自己的唯一任务。因此它的设问和论说方向都是对方的不可能性。这使它刻意规避了很多话题和词语，例如“美学”，尽管它知道，作为话语，它完全有存在的理由。后理论已经从这种恐惧中摆脱出来，它非常自信和自由地操作任何有价值的话题，使它们发出光彩。这就是各种新学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这些新学，去掉“新”字，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过去的知识和学问，而且论者在论说的时候也并不用“新”自命。它们的内容却明显发出了新的气息。

　　然而，尽管有这两个创新和超越，后理论的本色仍然是语言论立场，这是在评估后理论性质的时候必须着力强调的。

　　这方面，我完全不能同意彼得·奥斯本的结论。上面我们引用了他的问题：被后理论“超越了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对此奥斯本的答案是：哲学。按奥斯本的梳理，理论的谱系中有两个源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以及源自法国、出口到英美等英语国家又返销回欧洲的“法国理论”。因为有这两个源头，所以他断言理论的很多问题在19世纪德国哲学中就被提出了，所以这两个源头有高下之别，显然，德国的高一点。理论超越了哲学，现在后理论由于受制于创新的要求，仍然以超越哲学为务。奥斯本希望扭转这一倾向，建议，如果要保持其深厚的传统，后理论应该回到一种超越了学科界限的哲学，并且以德勒兹、巴迪欧为例，说明哲学事实上再次荣获了大理论家们的青睐。理论走出哲学，又回到哲学(在更高的层次上?)，这固然符合辩证法，但是这条路线完全无视“理论”的真正进展：它所找到的反形而上学的制高点——语言论立场，也就是说，按照这条辩证路线，21世纪的学术仍然在19世纪的诅咒中。无视语言论的转向，我们就不能恰当地回答，是什么使得列维—施特劳斯，雅克·拉康，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福柯，德里达，这些关注各不相同问题的人被归到同一个“理论”名号之下；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后理论的动物研究是以德里达的问题视野为依据的，以及为什么后人类问题的提出直接得益于福柯的主体理论。后理论毫无疑问是出自“理论”，筑基于语言的“理论”为它奠定了基本立场和方向，这是它的本色；它的所有进展都能够反映出所占据的这一立场。所以后理论是“理论”的继续和深入，是“理论”之后的理论。失去这一基本判断或放弃这一立场，把后理论引回到哲学，就只能回到已经被证明是失据的主—客两分的世界，去寻找对象世界的真理，哲学过去所担保的东西就会再次出来试图为人们提供虚假的安全感；而我们就会随手丢弃这一百年来思想界在反形而上学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成就。

　　①这方面并不存在客观标准。哈贝马斯在著名的《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把福柯、德里达称为反现代性的新保守派，这跟我们大多数人把他们视为后现代主义者的认知相悖。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中的一个毋庸置疑的进步因素是人类解放、个人自由和主体性，但是福柯、德里达都是随着尼采反人本主义和主体性的，他们甚至排斥了现代性的界限意识而反对学科划分，从而放弃了现代性的主要目标；他没有注意到或如我们那样认可福柯和德里达作品中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建设性意义。

　　③见于徐亮和王冠雷，于嘉龙，郑楠翻译的乔纳森·卡勒的新著《理论中的文学》中卡勒写的中文版序。该书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3]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

　　[9]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

在当代海外中国科幻研究中，宋明炜教授创造性运用的“新浪潮”（New Wave），已经成为具有导引性的关键词。借助这个术语照亮“中国新科幻”的“幽暗”之处的炫目辉光，论者在这个文类的深处发现了具有“先锋”“叛逆”“颠覆”等多种属性的暗能量，进而视之为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延续。汪晓慧博士的这篇书评，很好地体现了“新浪潮”这个“认识装置”的威力。比起一板一眼的历史考述，一个包罗万象而又立意鲜明的概念，显然更能为当代中国科幻文学营造富有冲击力和吸引力的整体形象，更能引起到中流击水的学术豪情。但这只是起点。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的中国科幻文学以甚至超越主流文学的精神强度介入了社会历史，那么它们，以及它们的创造者，究竟以何种方式与后革命/后冷战/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历史发生了怎样的血肉关联？它们繁复各异甚至判然有别的技术观、人性论和世界想象，是在寂寞中自组织，听将令而齐齐杀出的伏兵，还是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高技术社会的精神分裂症候之隐喻？这股“新浪潮”与已经理所当然地消散并被忘却的“前浪”或“旧浪”之间，或者说，“中国新科幻”与“中国旧科幻”之间，是了无牵挂，还是藕断丝连，又或是，薪尽火传？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讨论。

科幻小说的复兴是中国文学迈入新世纪后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在从文学体制边缘走向关注中心的过程中，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政治寓言的潜力逐渐显露，其间庞大、复杂、相互抵牾又相互勾连的诗学问题也浮出历史地表。作为国际科幻论坛中首屈一指的批评家和中国科幻海外传播的重要推手，宋明炜对中国科幻文学中的诗学问题保持着深刻关注与敏锐洞察，近十年来陆续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见证和记录了中国科幻文学再次勃兴的历时性过程。

宋明炜新著《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以下简称为《新浪潮》）收录其中二十篇影响较大的科幻论述，以“新浪潮”为关键词，直面既往科幻研究多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相对零散而缺少整体性创新的理论难题，从历史眼光和诗学维度切入科幻研究，开拓性地梳理和发掘作为“他者”的科幻小说在文学空间、现实言说和主体意识三个维度上建立的“新坐标系”及影响。从“新浪潮”出发，无论是科幻文学的自我认知，抑或是当代主流文坛对科幻这一文类的认识，都发生了重要而意味深长的转变。

《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

一、“新浪潮”的内涵与特征

世纪末以降，社会经济与信息技术急遽发展，文化传媒方式多元分化，中国社会思潮转向的同时，主流现实主义文学却逐渐与社会现实脱节，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科幻文学在世纪之交的复兴。《三体》《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流浪地球》热映，使得中国科幻文学这支“寂寞的伏兵”1走进大众视野。不同于一些研究者将这场科幻热类比为英美科幻史上曾出现的“黄金时代”，宋明炜独辟蹊径地将科幻文学的第三次复兴形容为一场近似于超新星爆发般的“新浪潮”，着意研究当代科幻文学书写中反叛传统创作套路、标榜先锋前卫、揭露黑暗未知的叛逆一面。

2013年，宋明炜在《文学》杂志中首次提出“中国科幻的新浪潮”这一说法2，以其指称科幻文学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突破。在其后的论述中，他不断夯实“新科幻”与“新浪潮”的理论细节和文本支撑，着重考察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异军突起现象中的诗学价值。宋著认为，中国科幻新浪潮萌芽于八十年代末，兴起于九十年代末，并在新世纪前十年逐渐发展成熟。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那一年，刘慈欣写下了他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中国2185》。尽管这部小说迄今为止并未公开发行，但它“以宏伟瑰丽的想象，将八十年代知识精英的理想，重现于‘另类历史’的构想之中”，成为新浪潮中不可忽视的起点。其后，韩松、王晋康、星河、潘海天、赵海虹、陈楸帆、夏笳等人延续扩展了这种带有严肃思考意味与先锋精神指向的精英式科幻写作，逐渐形成一股颠覆传统科幻文类成规的创作力量。尽管这些作家的创作旨趣、审美偏向、叙事风格不尽相同，却都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以暧昧复杂、不拘一格却都具有某种分明意指的笔触介入社会历史，呈现出与现实或对应或悖离的异托邦世界，由此构成新浪潮的核心特点和寓言维度。

借用“新浪潮”（New Wave）为论述的内在精神逻辑，难免会让研究者想起英美科幻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新浪潮”概念。但需指明的是，宋明炜所界定的“中国当代科幻新浪潮”实际上已经与“英美科幻新浪潮”产生较大区别。尽管这两者都指向某种打破传统、具有前卫色彩的人文科幻创作模式，但相较于后者以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和社会讽喻为核心的实验性叙事立场，中国科幻新浪潮则更大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多元而外向的格局。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新浪潮科幻”是类型文学在历时的发展过程中试图自我突破所形成的迭代式内部革新；而在宋著所界定的中国科幻新浪潮中，类似的前卫先锋意识早已突破类型文学内部，它对话、继承、叛逆、超越的对象更多指向占据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传统及其中难以言说或被长久忽视的“异境”。

科幻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对于“现代性”的阐述。正如吴岩所说，“研究科幻文学如果不从‘现代性’着手，就不能真正接触它的内核”3。当代科幻作家继承鲁迅以来的“五四”启蒙思考和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先锋批判精神，立足于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而产生的本土化想象，自觉不自觉地在小说中融入社会问题和科学思维，借此返照社会现实，创造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样式。这亦是中国当代科幻区别于西方科幻新浪潮最鲜明的特质之一。

在这股新浪潮中，刘慈欣、拉拉、宝树等作家笔下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技术颂歌倾向、宏大崇高的民族精神表达以及向史诗传统回归的新古典主义气质；韩松的写作风格具有强烈的先锋特质，文字晦涩曲折、意象破碎扭曲、人物形象混沌不清，在鬼魅混沌的隐喻中折射现实历史的种种镜像；更年轻的作家陈楸帆等人跨越西方新浪潮的写作阶段而则将关注点放在控制论、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相关话题上，创作了一系列兼具本土化想象和后人类意味的赛博朋克作品。西方科幻曾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被不同作家借鉴吸收，共时地出现在中国科幻新浪潮中，构成当代文学场域中一股多元庞杂、充满活力的潜流。

正如宋明炜强调的，当代科幻中所产生的先锋叙事和异质书写不仅是百年来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历史中的一股“新浪潮”，也“对中国文学的主流造成了冲击”，更应当被视作“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新浪潮”4。因此宋著中“新浪潮”一词或更应当取其字面引申义来理解，它指的是中国科幻文学从边缘走向主流、从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级影响。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宋明炜所建构的“中国科幻新浪潮”是一体两面的：在叙事层面，它指的是中国当代科幻在主题、内容、世界观等方面对既往文体的实验性颠覆；在思想层面，它包含从现代性、本土性和全球性角度出发的诗学探索，并最终提出关于当代科幻言说的三个核心议题。

二、“孤独者姿态”与“未完的革命”

《新浪潮》首先讨论的是新科幻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坐标”和“定位”问题。回顾中国科幻百年来的发展历程，由于政治倾向、社会思潮等诸种原因，尽管科幻文学曾数次繁荣，但其发展代际之间并无直接继承与接续关系，而是形成了如同断代史般的在精神上或有共通、但在文学书写上却各自独立的局面。当“中国科幻文学史从来都是断裂而非续接”的论段普遍流行，科幻作为“一支寂寞的伏兵”几乎成为被反复强调的确论，宋著却将当代科幻置于自“五四”至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考察：在解构科幻小说存在于文学谱系边缘的“孤独者”姿态之余，亦试图合法化重写科幻内部曾被文学霸权与政治潜意识刻意压制和遮蔽的启蒙意识和先锋精神。

尽管对于新科幻复兴的时间起点并无定论，但评论家们大多同意将其定位在1990年前后。5颇有意味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恰恰是当代主流文坛“最为沉寂”的时期之一。6“五四”以来所倡导的理性批判精神作为现代文学的核心命题被消解和搁置，宏伟的启蒙论述几乎销声匿迹。主流文学中的先锋精神被流行文化收编，文学的地位也因此而迅速边缘化后，文学场域中“完美的真空”7却给予科幻文学萌发的机会。

启蒙主题在新世纪以科学和幻想的方式重新归来。以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科幻作家群”（即“第三代”）及其后的“更新代”8直接汲取了从鲁迅到八十年代文学中的思想话语与批判姿态，以开放而新奇的姿态续接先锋精神。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指认与颠覆、对技术的重审与祛魅，那些带有严肃思考意味的科幻创作将新时期“以信息化、法治化和富裕化为特征的新愚昧，以及科学-政治拜物教带来的身心压迫”从潜流中拔擢至叙事层面，在技术背景和后现代维度中不断回应、展开和创造启蒙论述的新内涵。

吴岩认为，“从梁启超和鲁迅开始，中国的科幻文学发展出现了一个两极性的文化空间。”9在梁启超一极，未来畅想沿着科学上行而到达全新的形而上的哲理境界，譬如《新中国未来记》所描绘的诸种画面，体现了基于宏伟视野的乐观愿景；而在鲁迅一极，科幻作为一种思想和工具沿着社会等级下行，被纳入日常并渗透到生活的幽微细节之中，并以此抵达国人精神深处。显然，宋明炜将“新浪潮”的精神源头定位在鲁迅一极。他认为，新浪潮兴起，梁启超式的光荣与梦想虽然也在，但是“对于刘慈欣、韩松等作家来说，鲁迅代表了一种真正开启异世界的想象模式。”10

鲁迅及其精神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留下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和遗产，其笔下诸如“铁屋”“看客”“昏睡”以及“救火者”等一系列词汇在近百年文学书写中反复出现，其含义已经从隐喻上升到明喻层面。新生代科幻作家将鲁迅勾勒的中国视景加以延伸，以奇诡想象出入于虚拟的真实和写实的虚幻之中，探勘现实以外的幽暗渊薮。宋明炜认为韩松是对鲁迅有最自觉继承意识的科幻作家，他在小说中创造的隐喻总在有意无意回应百年前的文化命题。以韩松的《乘客与创造者》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发生在“铁屋内”的故事，并忠实地呼应着鲁迅的“呐喊”。小说中，人类生活的“世界”是一架在永夜之中飞行的波音7X7，封闭空间中充斥着黑暗颓废、腐烂死亡的气息。技术抹去乘客们的记忆，飞机里的人忘记了自我身份，对于周遭一切熟视无睹，“这世界上一切都无所谓”。尽管“启蒙者”试图帮助乘客逃出牢笼，但绝大多数人依旧冷漠麻木，宁愿殉身火海。更为可怖的是，少数有清醒觉知的乘客最终跳下飞机逃生，早已在地面等待他们的却是一群持枪士兵。

在鲁迅的铁屋叙事中，铁屋是有限的空间。惊起昏睡者，或有打破铁屋而闯出去的希望，仁人志士们坚信等候在铁屋之外的将会是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截然相反的事物。而在当代科幻叙事中，“铁屋”却失去边界感，铁屋内外空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变异的技术放大了桎梏，铁屋进化成层叠异形，主体从较小的囚笼内部逃离，却奔赴进入更广阔的铁屋，导致绝望之外还是绝望。这一切无不彰显着科幻写作者焦虑的潜话语:技术进步与精神解放之间并不直接对应。走出“铁屋”后，启蒙话语在现代科技和后人类语境中非但远未终结，反而化为深入宇宙肌理的无物之阵，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悖谬与迷茫。新浪潮科幻作家在技术文明背景下重审“五四”文学革命，这些“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遗民态度相较于先辈却更为矛盾，甚至充满质疑的虚无。恰如鲁迅所说，“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见中看见无所有”，新浪潮中，一面是对启蒙话语被遮蔽后导致的未完成状态的怀疑、忧虑和悲哀，另一面是对光明、希望和自我意识归复的极端渴求——这种分裂、焦虑与不确定恰恰是鲁迅留下的精神遗产，也是重审启蒙价值与现代性的第一步。

如宋著中所言，如何界定科幻与现代文学传统之间既断裂又续接的关系，是“我们如何理解科幻的想象模式为文学带来的新奇的冲击力”11的关键。质言之，在“新浪潮”的论述框架内，无论是策略性地把鲁迅提到中国科幻的时间轴上，抑或是提出“《狂人日记》是科幻小说吗？”之类的问题12,其实并非为得到某种确定答案，而是试图在习以为常的文学史论述中重新定位科幻这一被遮蔽的“孤独者”，同时彰显科幻文学对先锋精神与未完成之文学革命的续接与突破。

三、从“现实一种”到“异托邦想象”

科幻文学与现实言说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新浪潮》试图阐释的另一关键诗学论题。宋明炜认为，科幻小说看似是具有强烈未来式、距离现实最远的文类，实则却与现实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它的写作对象看似是不存在的事物，但却通过构造出迥异于日常生活且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异托邦”，揭示了表象之下更为深层的“真实”。这种“宣称说出真相的现实主义与看似与现实无关的科幻小说之间看似不可能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科幻史最曲折的言说维度，亦成为“新浪潮”的美学核心。13

在论述中，宋明炜回避了以“科幻现实主义”这样的混搭术语来简单指称科幻与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更多将分析重点放在“科幻小说是如何在诗学意义上建立具有真实性基础的语义、修辞和文本性”这一问题上。借用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宋明炜指出了尤为重要的一点，即科幻小说文本本身作为语言空间就是一种异托邦的构造，它以极度陌生化的题材和叙事建构了超越现实的“看的恐惧”，直接指涉那些人们不敢睁眼去看的异样真实和令人恐惧的真相，从而揭示现实层面内外的复杂向度。

晚清以来，由“未来中国自立自强”这一政治愿景所驱载的乌托邦叙事和技术乐观主义一直主导着科幻写作模式。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到吴趼人《新石头记》，从庄鸣山《生活在原子时代》到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无不如是。

其间为数不多的例外或只有老舍的恶托邦寓言《猫城记》。一个世纪后，世界政治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国梦”和“和平崛起”等政治构想下，当代科幻所建构的异托邦早已超越单纯的未来寓言式的乌托邦/恶托邦，它复杂而尖锐地内嵌于当下存在之中，成为现实中国的转喻场域，在逻辑上与真实世界发生既耦合又悖离的深刻联系。

一方面，科幻异托邦从不回避认知上的真实性与现实感。这种真实性未必已经在现实层面成立，但却必然或多或少建立在已有的认知逻辑、科学原则或拟科学思维之上。大量极具真实感的细节描写起到“增强现实”的效果，使得科幻小说中超越日常逻辑的镜像异世界具有强烈的说服力。无论是黄土高原上贫瘠落后的西部乡村和留守儿童生活现状（刘慈欣《乡村教师》），还是充斥着斑斓晕影和恶臭气息的东南沿海垃圾岛和宗族制下困兽般的新人类（陈楸帆《荒潮》），科幻故事中无不填充大量真实社会历史细节作为背景，一切恍如现实镜像。于此般镜像描写中，作家们将日常细节中或诡异或反常的细节提纯，准确切入现实中难以言说的幽暗一面，通过不断重组各种文化元素、科技因子和政治愿景，构造出一个个被隔离、被治疗、被规训的异托邦空间，将对现实的反思融入对异世界的总体性构想之中。

仅仅讨论异托邦是如何以虚构空间和另类视野再现已然存在的现实显然是不够的，它更作为与真实空间相对的“他者”而存在。“异托邦”的意义存在于它与现实之间曲折的转述关系，其结构性目标是通过反抗和揭示“看的恐惧”来挑战人们习以为常的大众想象和现实秩序。于是乎，另一方面，异托邦又极度重视和强调创造认知上的陌生性，试图以略微超前的时空姿态反身回刺现实，完成对认知世界的重构。苏文·达恩将科幻定义为“认知上的陌生化”，其中的核心是奇观与新奇事物（novum）。科幻小说所创造的异托邦恰恰是不断被构造又不断被瓦解的奇观。

通过提供对现实有差异的另类认知和解读，异托邦将“深藏在我们时代中、不为我们在日常经验层面所感知的某种特征、某些力量释放出来”。科幻作家笔下创造的二维“异世界”与三维“现实世界”有某种互文性联系——拼凑文字碎片，便能得到通往真实世界的地图——此间种种异象充满了荒谬变形、无处不在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恍若梦魇。这一叙事特点在韩松的创作中尤为鲜明。通勤路上，拥挤地铁忽然失常，沿着铁轨永不停驻地前进，将乘客带去未知的地下世界，畸变和残食如藤蔓般缠绕着众人（《地铁》）；大地震后，建筑师发明了混合着废墟和人类尸体制成的环保再生砖，以抚慰震后人们心中伤恸，再生砖中回响着的死者耳语和低泣竟意外使人沉迷，以至于人们不断寻找新的灾难（《再生砖》）；平静夜晚，人们却倾城梦游，真相竟是政府为实现发展既定目标，决定放弃人民睡眠和做梦的权利，令睡梦中的人夜夜在梦游中完成额外工作任务（《我的祖国不做梦》）。在追求富强的现代化发展语境中，宏伟的“中国梦”畸变为鬼魅般的奇体中国。科幻小说打开书写中国发展现状和人们普遍心理状态的新面向，它挑战已有的“感觉结构”14，以技术化方式将细微而明确的社会事实转化为极度陌生的景象和体验，将超越性的抽象理念嵌入社会生活，对现实产生强大冲击并持续重塑感觉结构和日常认知。异托邦建构可被视作科幻言说中的重要方法，“新浪潮”由此提炼出讲述中国乃至世界“可见的正面”与“不可见的反面”的隐秘符码，并追问其作用与意义。

四、“人的存在”与后人类状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幻小说天生带有世界文学的意味。它超越了国家政治身份，在光年尺度上思考人性与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体现了“不可思议的崇高一面”。自图灵测试以后，后人类主义思潮愈发旗帜鲜明地挑战传统人本主义对人的定义。当后人类主义在谈论“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15的时候，实际上指向的是“什么是人”/“人何以为人”的本体论问题。以赛博朋克为代表的科幻文学想象中所描绘的“信息去身化”、“赛博格具象化”和“人类义体化”等现象无疑是这一思考后科技时代的新变体，诸类研究也几乎都将后人类的伦理难题等同于赛博格的困境。

然而，“科幻新浪潮”中的“后人类问题”指向一种更为复杂而广泛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结构。宋明炜并未将后人类难题局限于“自动化控制机体，机器和有机体的杂糅体，现实和虚构的混合体”16对人的存在本身的挑战，而是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延伸到科幻对于人类未来多种形态与生存境遇的凝视与想象。他敏锐地捕捉到后人类状况之下透射出的更深层问题，即同类与异类、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差异性”。自我与他者在差异之中互为观照、互相驯化，从性别、阶级、宗教、国族乃至物种等多个角度体现着“新的主体建构、政治身份和文化认同”17。由此，人类重新定义自我主体身份，改写自我建构规范。

宋明炜在论述中扩大了后人类的内涵边界。《新浪潮》中，“后人类”一词不仅包括“黑客帝国式”的人工智能和控制论中的虚拟意识与去身化主体，也包括从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到威尔斯《时间机器》中的地下人，从伊格言《噬梦人》中的生化人到刘慈欣《微纪元》中的微人，从韩松《红色海洋》中的海底人到陈楸帆《荒潮》中的赛博格。后人类以不同形象一再出现，然而不管它的分身幻象为何，都包含同一认识基础，即后人类主义是“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信念的质疑和消解”，“不确定性和无限性挑战着人文主义对于整体和谐的信念，瓦解了人文主义乐观精神下的理性主义和自我决定。”18

宋著将科幻作品对后人类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差异和未知的恐惧，另一类是对因差异而受难的他者近乎宗教感的同情，这两种态度既矛盾又融合。19前者来源于人类中心主义面临挑战时而产生的普遍危机意识。正如福山所忧虑的，受现代技术裹挟的人将逐渐沦为信息和数据符码化的后人类，人性悄然异化，“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20但这一观点依旧是建立在传统人文主义话语之上，始终未能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认知盲区。而作为思想前沿的后人类形象倾向于在差异中重新结构对人和人性的定义，随之而来的第二种态度则是在理解、包容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超越性认同。它使得构筑一个更为和谐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成为可能，亦是新一代中国科幻作家处理的重要命题。

在“更新代”中，陈楸帆或许是最具有全球视野和后人类书写自觉的科幻作家之一。借由跨越性别、阶层乃至物种的异视角通感与意识共情手法，陈的作品往往将悬置的人类感觉内嵌于他者的感官和生命体验之中，毫不避讳地暴露出后人类状况中的诸种伦理困境，并在极端异化和冲突中获得对世界的再理解。无论是以人造子宫体验原始的生育痛苦来跨越性别认同之差的行为艺术（《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或是在意识上切入巨型机械的网络神经而完成了从垃圾人到赛博女神的非我身份觉醒（《荒潮》），甚至是以消泯自我意识为代价融合入其他物种智慧意识的生命体验（《巴鳞》），陈楸帆笔下的故事无不证明着在对“差异”的包容和重构中蕴含着另一种平等想象个体、人类、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这恰如宋明炜在书中所写：“我们如何理解人，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非人”，“我们如何理解他者，关系着我们如何理解自己。”21也正因科幻对“差异性”葆有长久关切，使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类。

中国当代科幻正以某种奇特的方式向前行进：一面开启崭新的黄金时代，另一面又衍生出颇具颠覆性的新浪潮，两者齐头并进、双生共存。正如《三体》中地球向宇宙发出广播而显露坐标，当中国当代科幻唱响古老地球之歌时，也正以跨越光年的速度向全世界广播本土作家对宇宙存在的严肃思考。

事实上，如何定义科幻文学，如何定义“中国科幻的‘中国性’”22，这些问题迄今尚无定论。不同类型的科幻在“科学性”“未来性”“叙事性”“现实性”23四个向度中不断游移，其内部张力所带来的丰富可能性本能地拒绝任何一种欲将其符号化、秩序化和固型化的理论批评。正因如此，作为国内第一部科幻小说评论专集，《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并未试图建立某种统盖全局的科幻诗学。就论述内容而言，作者策略性地选择将科幻的“叙事性”和“现实性”作为分析重点来建构科幻小说的中国阐释，在系统介绍世纪末科幻新浪潮兴起始末、探讨中国科幻文学发展谱系的同时，分析中国科幻的先锋性、想象力、创造性之于世界的意义。

诚然，在这本十余年来陆续发表文章的结集中，其中难免出现一些重复甚或矛盾的痕迹。但这正是作者在提出新理论过程中留下的“未完成的仍在进行中的”思考痕迹，亦是其对新颖观点不断筛选、淘洗、打磨、统合的另一种证明。24以“新浪潮”一词形容科幻叙事的气势，不仅体现了宋明炜对科幻在当下引起关注之“此刻意义”的洞见和发掘文学新质的学术敏感，更显示了他试图打造“极具中国特色的科幻诗学”25和创新理论格局的雄心。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汪晓慧：1995年生，浙江临海人。曾在《扬子江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发表评论文章，另有小说发表于《钟山》。

1：2010年，科幻作家飞氘曾在“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就当时的科幻文学景况做过精妙的比喻：“科幻更像是当代文学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有人关心的荒野上默默地埋伏着，也许某一天，……会斜刺里杀出几员猛将，从此改天换地。但也可能在荒野上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最后自生自灭，将来的人会在这里找到一件未完成的神秘兵器，而锻造和挥舞过这把兵器的人们则被遗忘。”

2：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68-269页。

3：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4：刘亚光，宋明炜：《如何理解“中国科幻新浪潮”？》，《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年7月23日。

5：科幻作家、评论家王瑶（夏笳）在博士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恐惧与希望：当代中国科幻文学及其文化政治（）》中亦将“清污”运动以后科幻小说再出发的起点定位在了1990年前后。

6：宋明炜：《〈叔叔的故事〉与小说的艺术》，《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

7：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68页。

8：对于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的代际划分参见《中国百年科幻史话》，董威仁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9：吴岩：《科幻文学的中国阐释》，《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

10：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00-202页。

11：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页。

12：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01页。

13：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页。

14：[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15：[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6：[美]唐娜·哈拉维：《赛博格宣言》，陈静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页。

17：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6页。

18：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66页。

19：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6页。

20：[美]弗兰西斯·福山：《我们后人类的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序言。

21：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3页。

22：王瑶：《火星上没有琉璃瓦吗——当代中国科幻与“民族化”议题》，《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

23：张朔：《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研究刍议》，《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4：在即将出版的英文科幻理论专著《The Fear of Seeing》（《看的恐惧》）中，宋明炜对这些观点和动态思考进行了更为成熟透彻的系统性总结。

25：王德威：《想象世界及其外的方法》，《读书》，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