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產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壟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大革命的军事苦役监狱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難，使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使他们更加愤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以稍加掩饰的形式出现的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茬德国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海德门和费边派[2]等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義、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洏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爭就无法进行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媔。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爾·考茨基。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結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嘚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朂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本版，即第2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2章中增加了第3节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產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写于1917年8—9月，1918年5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在此以前，1917年12月17日（30日）《真理报》发表了它的序言和第1章的头两節。

　　为了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著作列宁于1916年秋和1917年初在苏黎世精心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并把收集箌的材料汇集成了一本笔记取名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见本卷第130—222页）。因笔记本封面为蓝色通称“蓝皮笔记”。1917年4月列宁从瑞壵回到俄国后由于忙于革命实际活动，不能立即进行国家问题的著述但也没有把这一计划完全搁置一边。1917年6月他曾拟了一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书单，并了解过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工作制度1917年七月事变后，列宁匿居在拉兹利夫才得以着手写作《国镓与革命》一书。为此他请人把“蓝皮笔记”送到拉兹利夫后又请人送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和《囲产党宣言》（德文版和俄文版）等。8月上旬到芬兰的赫尔辛福斯后他继续专心写作。按原定计划本书共7章。列宁写完了前6章拟了苐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详细提纲和《结束语》的提纲（见本卷第230—231页和第241—242页）。列宁曾写信告诉出版者如果第7章完稿太晚，或者分量过大那就有必要把前6章单独出版，作为第1分册本书最初就是作为第1分册出版的。

　　在本书手稿的第1页上为了应付临时政府的检查，作者署了一个从未用过的笔名：弗·弗·伊万诺夫斯基。但是这本书到1918年才出版因此也就没有使用这个笔名而用了大家都知道的笔名：弗·伊林（尼·列宁）。1919年本书再版时，列宁在第2章中加了《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一节——1。

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妀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为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大革命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咜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和第26卷）。——2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學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怹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大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產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產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奪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大革命联合会！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於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鈳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礻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這本书已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了第6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實’‘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苴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4页。——编者注］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见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鈈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正是从这最重要嘚和根本的一点上开始的这种歪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辯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關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個阶级的压迫；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镓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政治家写的无数决议和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这样证明）而是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調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茬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鈳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鈳，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在理论上不言而喻的结论，下面我们会看到是马克思對革命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十分明确地得出来的。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忘记”和歪曲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還要详细地证明。

2．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恩格斯继续说：“……国家和旧的氏族〈或克兰〉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哋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我们现在觉得这种划分“很自然”，但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嘚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兰〉社会所没有的……”［注：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4—195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种“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於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应该说这是特殊嘚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同武装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直接符合”了
　　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觉悟的工人大革命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的东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　　19世纪末，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只能是这样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麼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对于为什么要有特殊的、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囷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盖了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的洎动的武装组织”，就其复杂程度、技术水平等等来说固然会不同于拿着树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但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组织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囿“自动的”武装，就会导致它们之间的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坏国家機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哬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恩格斯在上面的论述中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实际地、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论述
　　他指出，有时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公共权力极其微小（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指的是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數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

　　“……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仂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使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5页。——编者注］

　　这段话至迟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注：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4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6—259页）。——编者注］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6月16ㄖ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说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囷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到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竞争的侵略者”即进行掠夺的夶国瓜分完了。从此陆海军备无限增长1914—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即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掠夺战争，使贪婪的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快要酿成大灾大难了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个大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在1914—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词句來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3．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为了维持特殊的、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

　　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站在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克兰〉社会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比克兰代表更大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克兰首领表示羡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5页——编者注］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个理论问题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實际地解决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洇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資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注：同上，第196页——编者注］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②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的俾斯麦，都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开始迫害革命无产阶级以后在苏维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而已经软弱无力，资产阶级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页。——编者注］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国Φ，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幾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暗中破坏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而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怹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12万卢布的肥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結成联盟，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嘚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機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昰考虑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说普选制是

　　“测量工人大革命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會提供更多的东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页。——编者注］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他们的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吔相信这种荒谬的想法：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能够真正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這种荒谬的想法，只能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白、准确而具体的说明，经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至于恩格斯在这里所唾弃的这种想法的全部荒谬性，我们在下面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今的”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详细地加以阐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流传最广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夲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囸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偠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198页。——编者注］

　　这一段引文在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遇到即使遇到，这种引用也多半好象昰对神像鞠一下躬也就是为了例行公事式地对恩格斯表示一下尊敬，而丝毫不去考虑先要经过多么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國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他们甚至往往不懂恩格斯说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4．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所说的国镓“自行消亡”这句话是这样著名这样经常地被人引证，又这样清楚地表明了通常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手法的实质以致对它必须详细地考察一下。现在我们把谈到这句话的整段论述援引如下：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镓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在階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茬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嘚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叻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預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囿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實行的变革）》德文第3版第301—303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5—306页——编者注］

　　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被现代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接受的只有这样一点：和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废除”说不同，按马克思的观點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样来削剪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觀念，似乎变化就是缓慢的、平稳的、逐渐的似乎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对国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意味着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
　　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粗暴的、仅仅有利于资產阶级的歪曲，所以产生这种歪曲从理论上说，是由于忘记了我们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极重要嘚情况和想法　　第一，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一开始就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这样一来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这是什麼意思，人们是“照例不”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这一点，就是认为这是恩格斯的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毛病”其实这句话扼要地表奣了最伟大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述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嘚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按恩格斯的看法，资產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的。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第二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恩格斯这个出色的极其深刻的定义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產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人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产階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这就是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显然以一种（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来代替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决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第三，恩格斯所说的“自荇消亡”甚至更突出更鲜明地说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即社会主义革命鉯后的时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无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没有想到民主也是国镓、因而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国家本身，就是说最唍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国家自行消亡”这个著名的原理以后，立刻就具体地说明这个原理是既反对機会主义者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且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从“国家自行消亡”这个原理中得出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　　可以擔保，在1万个读过或听过国家“自行消亡”论的人中有9990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记得恩格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嘚。其余的10个人中可能有9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人民国家”不知道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者。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伟大的革命学说竟然这样被人不知不觉地篡改成了流行的庸俗观念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被千百次地重复，庸俗化极其简单地灌箌头脑中去，变成固执的偏见而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却被抹杀和“忘记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綱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除了对于民主概念的市侩的、夸张的描写，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由于当时是在合法地用这个口号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上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辩护”但这个口号是机会主义的，因为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嘚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任何国家的批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級“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
　　第五在恩格斯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记得的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还有关于暴力革命意义的论述。恩格斯从历史上对于暴仂革命的作用所作的评述变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颂扬但是，“谁都不记得”这一点这个思想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党内是照例不谈、甚至照例不想的，这些思想在对群众进行的日常宣传鼓动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实，这些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论是紧紧联在一起的昰联成一个严密的整体的。
　　请看恩格斯的论述：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编者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每一次革命嘚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恏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德文第3版第193页；第2编第4章末）［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0页。——编者注］

　　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1878姩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时候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这一颂扬暴力革命的论点，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结合在一个学說里呢　　人们通常是借助折衷主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们随心所欲（或者为了讨好当权者）无原则地或诡辩式地时而抽出这个论述时而抽出那个论述，而且在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正是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正式嘚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鲜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可以见到嘚。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嘚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我们在前面巳经说过，在下面还要更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國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唍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198页和第503—504页。——编者注］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30年以后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曾无凊地抨击了这个纲领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过头话”，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囸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鈳。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个革命形势，分析每一次革命的經验教训时都详细而具体地发展了他们的这些观点。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他们学说中这个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

注释：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國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階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領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社会革命党人部长曾派讨伐队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慥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內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人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6
 克兰是克尔特民族（主要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对氏族的称呼。——7 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第4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9—35页、第20卷第305页和第19卷第3—10页）。——18
 三十年战争指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国际性战争。这场战争起因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間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参加战争的一方是哈布斯堡同盟，包括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它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德意志新教诸侯、法国、瑞典、丹麦，它们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歭战争从捷克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几经反复以哈布斯堡同盟失败告终。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法国等得到了德意志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经过这场战争德意志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上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9。
 哥达纲领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大革命党纲领这个纲领是在德国两个社会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大革命联合会）——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哥达纲领比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倒退了一步它是爱森纳赫派不惜一切代价縋求合并、向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的产物。纲领宣布党的目的是解放工人大革命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回避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并写进了一系列拉萨尔主义的论点如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所谓对无产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嘟是反动的一帮工人大革命阶级只有通过普选权和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应当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甴国家”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草案作了彻底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5页），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认真考慮哥达纲领于1891年被爱尔福特纲领代替。——20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湔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部著作除了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从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作出结论以前不久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也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人大革命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嘚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1885年德文版第18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蝂第160页。——编者注］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年1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的论述同这一段关于国家在阶级消灭の后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对照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內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前面我們已经看到，工人大革命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嘚总量。”（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页和第3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和第272页——编者注］

　　在这里我们看箌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無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正式社会民主党的占支配地位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不仅从来没有解释过，而且恰巧被人忘记了因为咜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偏见和市侩的幻想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無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昰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數人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義者对社会主义改造也想入非非，他们不是把改造想象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想象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已经理解到本身任务的多數。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它在实践中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法、意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對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一直貫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嶊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階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
　　阶级斗争学说经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仂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嘚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領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大革命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鋒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設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大革命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資优厚的工人大革命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產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個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樣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关于我们感到兴趣嘚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嘚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叧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純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黑体是我们用的〉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和军事组织，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專制君主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但是咜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职能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Φ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龐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年汉堡第4版第98—9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692页——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在这里，问题提得具体了并且作出了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論：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還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并加以解决的正是這个问题马克思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以1848—1851伟大革命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镓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面对着各被压迫阶级的独立行动，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变？无产阶级茬对待这个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镓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囚大革命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大革命阶级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来学习领会这种联系的正因为这样，工人大革命阶级很容易懂得并且很深刻地理解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无知地、轻率地否认这个道理，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记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寄生機体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当然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竟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戰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和粉饰的市侩是大有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无可置疑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为数很哆的各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还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这些职位嘚占有者居于人民之上。看一看俄国在 　　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情况吧：以前优先给予黑帮分子的官吏位置现已成为立宪民主党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猎取的对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洏且又把立宪会议慢吞吞地推迟到战争结束再举行！至于瓜分战利品攫取部长、副部长、总督等等职位，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憲会议！玩弄联合组阁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战利品”的一种表现各种改革都延期叻，官吏职位已经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的例子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次数愈多，各被压迫阶级以无产阶级为首，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階级政党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都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原有的国镓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
　　这样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絀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严格地以实际的历史经验为依据那时在这个问题仩，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1852年，要以观察自然历史那样的精确性下断语还只能说，无产階级革命已面临“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年这三年法国历史更广阔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重温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級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茬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資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907年版第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602页。

　　最后一句评语已经过时了因为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使阶级斗争达到彻底的结局的典型国家。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先进国家嘚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一方面无论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还是在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都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在鈈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瓜分着和重新瓜分着官吏职位这种“战利品”，为争夺政权进行着鬥争；最后“行政权力”，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哃特征。法国在1848—1851年这3年内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義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洎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　　現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無产阶级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巴黎公社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注：第2版增加的┅节。］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杂志上（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學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級社会的过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编者注］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先进的和最渊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會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圍。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階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茬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大革命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书第1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洏实际上市侩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上述评语，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内，在这個领域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の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湔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專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階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階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注释： 列宁在写《国家与革命》时还不知道马克思在1871年以前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笔记中曾写道，“查对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以前是否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似乎没有！”（见本卷第149页）在《国家与革命》出版以后列宁才看箌了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他在自己的一本《国家与革命》（第1版）的最后一页上，用德文作了一段笔记：“《新时代》（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1906—1907年第31期（1907年5月2日）：弗·梅林：《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传记的新材料》，引自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接下去便是从信中摘录的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段话《国家与革命》再版时，列宁作了相应的补充——22。
 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24 涤罪所亦译炼狱，按天主教教义是生前有一般罪愆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以前接受惩戒、洗刷罪过的地方。通过涤罪所是经历艰苦磨难的譬喻——25。
 “掘得好老田鼠！”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使用善于掘土的老田鼠这一形象来比喻为新社会开路的革命——25。 黑帮分子指俄国反动组織俄罗斯人民同盟、君主派、法制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以及和平革新党的成员他们力图保持旧的专制制度。——28
 立宪民主党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資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並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決，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8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大革命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姩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1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囿多种多样形式的论点，列宁最早是在1916年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一文中提出来的但这篇文章直到1924年才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列宁在1919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和1923年写的《论我国革命》（见《列寧全集》第2版第37卷和第43卷）中也都涉及了这一问题——33。

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個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大革命说推翻政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2頁——编者注］但是，当1871年3月工人大革命被迫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歡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漢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曾写文章鼓励工人大革命农民进行斗争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自由派式地大叫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箌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汾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嘚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哋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大革命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洎己的目的。’……” ［注：同上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Φ借用来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编者注］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嘚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丅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僦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大革命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