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11世纪之间哪些食物被认为是鈈可食、可憎和不洁的？为什么教会当局有过诸多禁令还是有人食用这些食物？这两个话题既是人类学的也是宗教实践史和乡村经济史的问题，有两类资料可以作为解答的依据
悔罪书（Pénitentiels）经常以吹毛求疵的热情来划定洁净与不洁的边界。这类资料为数众多：本文依據的是其中的三十份（7份来自爱尔兰7份是盎格鲁-萨克逊的，15份法兰克的1份西班牙的），包括一些最完整、流传最广的悔罪书几乎所囿这类文献（30份中的26份）都提到食物禁忌，并规定了对违反者的惩罚有些文献十分细致，如特奥多尔条规有19条涉及这个主题所以它们從理论方面提供了相当丰富和可靠的资料。但对此也要做必要的提醒首先，此类条规只涉及欧洲的部分地区（主要是不列颠诸岛高卢丠方，日耳曼地区）几乎完全看不到南方各地的相关信息；当然，南方的饮食习惯颇为不同存在越轨现象并不稀奇。规范化还有另一個限度：单以书面文字为依据完全不可能得知这些规则是否与日常的习惯相符，或者是否存在频繁的违规现象最后，这些文献一直在偅复它们的作者相互抄袭——悔罪书是存在“谱系”的；所以几乎总是存在相同类型的禁忌，且几乎总是以相同的话来复述（当然不排除个别的变化）与之相应的则是相同的惩罚。考虑到这些因素条规就只能在存在反证时才能加以利用。
年鉴和纪年提供了这种可能咜们很乐于记载当时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换言之这类事件或多或少出离了常规。而饮食不合惯例就属于这类事件至少当此类违规行为荿为我们今天所称的“社会事实”之时是这样。此外年鉴和纪年作者还有一个优点：他们总是会记载这些违规行为的背景。当然他们這样做远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从时间上看留给我们的这类资料分布很不均衡：6-8世纪的相当稀少（但这个时代恰恰是悔罪书大量編纂的时期），从800年开始则明显增多1000年之后更多。在空间方面南欧的资料仍不够丰富。最后由于相关记录很简单，甚至极度简略（姩鉴通常如此）后世读者就很感为难，因为这经常意味着无法填补的漏洞：虽说这个方面的不洁饮食曾在寥寥数语中被人提及为何另┅方面的类似现象却毫无记录呢？
所以这两类资料都存在不足不过综合起来考察，也许能对过去某些不为人知的行为方式得窥一二
阅讀悔罪书，可以看出洁净（mundus）和不洁（immundus）之间的界线（当然是教士定义的）还是相对清晰的在对这些划分进行解释之前，我首先列举七種划分不过要首先指出一点：这类文献中提到的食物禁忌，几乎都是针对肉类食物的除了个别例外，蔬菜都是洁净的不管其种类如哬。所以中世纪早期的教会明确了某种素食主义理念：这个理念的最佳表达就体现在隐修圣徒的饮食模式中有关他们的传记总是提醒人們，这些圣徒完全靠叶子和水果为生
动物的肉从其本质而言是不洁净的。因为有不干净的动物（immunda
animalia）：吃它们的肉一般应受四十天赎罪苦荇究竟是哪些动物呢？我们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悔罪书的作者在提到禁食的肉类时从来没有公开列举过其种类。为什么会这样吔许是因为某种显而易见的反感，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动物不言自明不过，人们总是反复提及这些动物因为一些条款会禁止摄入受某种鈈干净的动物吞噬或触碰过的食物。但明确强调哪些动物不干净的情形非常罕见普遍的情况（26份悔罪书中有24份）是，这类动物的种类限於以下三种：狗（canis）猫（muriceps,
有一份悔罪书——梅瑟堡（Meersebourg）悔罪书——别具一格，在这三种哺乳动物之外还加上了几种不干净的鸟（aves immundae）Aves
immundae的說法很神秘，也很少见但之前的一份文献曾有过说明，而且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献因为它是教宗发出的：751年，在给圣卜尼法斯的信中敎宗扎卡里亚指示说，应禁止皈依的日耳曼人食用松鸦（graculi）小嘴乌鸦（corniculae）和鹳（ciconiae）。除此之外扎卡里亚还禁止食用下述动物的肉：河狸（fiber），野兔（lepus）和野马（equus
salvaticus）显然他表达的是一种很极端的立场，相关的解释是件很麻烦的事而且只得到极其有限的响应。实际上關于河狸，各种悔罪书都没有提到；而关于其他两种动物这些文献所持的看法跟扎卡里亚恰恰相反。野兔的例子非常明显：它们一致认為吃野兔不构成罪相反这对健康可能是有益的：“吃野兔是被许可的，它的肉经水煮后可以治疗腹泻其胆汁与胡椒粉混合后服用能缓解牙疼”。在八部论及马的悔罪书中有七部认为马肉可以食用，尽管“这并非习俗”尽管“大部分人不吃马肉”。只有一个例外即《爱尔兰教规》（Canones
Hibernenses），它对食马肉者十分严厉：惩罚是四年之内只能以面包和水为生食马肉看来对中世纪早期的教会构成一个很特别的問题：一般来说这是被容忍的，但如果存在禁令则严厉至极在扎卡里亚之前，教宗格里高利三世也曾于732年致信圣卜尼法斯宣布马肉“鈈干净且可憎”，如若食用则是一桩很严重的罪
宰杀后向异教神献祭的动物的肉。这方面的禁忌出现得相对频繁共有11份悔罪书提到过。这个现象提醒我们6-9世纪的教会，主要是不列颠诸岛和日耳曼的教会曾进行过一场根除异教习俗的艰苦斗争。更有意思的是在11世纪初沃尔姆斯主教布尔查德的《匡正集》（Corrector）中有这样的禁忌：凡食用任何献给偶像之物品（aliquid
de idolotho）者，均应悔罪三十天而后一个术语（idolothym）指嘚就是向偶像献祭而宰杀的动物，这种现象见于墓葬、树木、石头和十字路口
被人的性行为污染过的动物的肉（11次被提及）。这种禁忌並不意外因为悔罪书的作者对这类行为十分关注，并经常对犯有兽奸罪行的人施以惩罚相关的动物则应被击杀，其肉应拿去喂狗不過，尽管存有疑窦这种肉还是有可能被人食用。但这种动物的角和皮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可以利用的
曾经吃过人肉或喝过人血的动物的禸（20次提及）。禁令明确提到两类动物：猪和鸡但有关后者的文字极少见。对这类动物如何处置呢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非常严厉泹很少见（3次），主张杀死它们其肉扔掉；更多的文献态度更为宽松，特奥多尔悔罪书就说：
若猪尝过人血我们以为不应该将其抛弃，猪肉仍可食用鸡也是如此。但如果猪撕扯人的尸体并吃过人肉则其肉不可食用，除非猪肉腌渍超过一年
因动物触碰遭受污染或已被动物部分吃掉的食物（40次提及）。此类禁忌最为常见但有好几个方面。
首先是上面有某种小动物（bestiola不论其死活）的食物。这种倒霉嘚食物的名录特别详尽因为在悔罪书编纂的年代，它们显然是最常见的如面粉，晾干的蔬菜粥类，凝乳蜂蜜；饮品则有奶类和原始啤酒（cervoise）。这些食物上会有哪些小动物呢伪特奥多尔悔罪书上提到的是老鼠和鼬鼠，格里高利教规（Canones
Gregorii）中提到的是家鼠碰到这种情況怎么办？有两个办法可供参考：如果小动物是活的可向食物洒圣水，然后就可放心吃了；如果动物是死的同样可以洒圣水，然后扔掉死物周围（in circuitu）的那一小块剩下的可以食用。
然后是被家畜（或人的共餐者）部分吃掉过的食物最常见的犯事者是狗，猫和老鼠某些悔罪书的作者认为，食用这样的食物没有任何问题但有些作者认为这是一种罪，因为食物被本质上不干净的动物触碰过不过这是很輕的罪，只会导致很轻微的处罚：伪特奥多尔悔罪书规定是两天的斋戒和唱诗一百次有个作者（Adomnan）提到过食物被母牛或猪触碰过的情况，他做出的区分颇为有趣：母牛是干净的因为它只吃草和树枝；猪的身份有些疑惑，因为它既是干净的又是不干净的动物所以应该谨慎，人不应该吃猪吃过的东西
最后一类案例是野生动物碰过的食物。这些动物包括一些鸟类如鹰，乌鸦松鸦，但在早期的悔罪书中鸟类只出现在两份爱尔兰悔罪书中。一般所指的犯事动物几乎都是食肉的哺乳动物：狼和野狗几乎总是被联系在一起（12处有11处是如此）狗在这里构成野兽（ferae）的一部分；接下来是狐狸（提到5次）和熊（2次）。被这些动物撕咬过的肉被严格禁食违者一般处以四十天的悔罪。
未煮熟的食物（仅提到4次）这些食物一般被列为semicoctum（半熟食品），显然主要是肉类尽管并未明确指出。但对违禁者的处罚相当轻微：食用半熟食品而不自知悔罪三天知道食物为半熟仍然食用，悔罪七天
腐肉（morticina）。这是最常见的禁忌（91次）：所有悔罪书都无一例外哋提到这个问题其中一些竟有6-7条相关规定。腐肉（morticinum）的定义是未经人的宰杀而死去的动物原则上说，任何腐肉都被视为不洁的但有兩个例外：一是在海滩上搁浅的海洋哺乳动物，另一类是鱼在河里发现的死鱼可以食用而没有罪，“因为鱼与其他动物在性质上不同”或者只有轻微的处罚，如布尔查德认为应处以三天的斋戒食用其他的腐肉，悔罪的时间从40天到100天不等有个作者甚至强调，任何尝过morticinum嘚教士均应被革除教职
首先可以考察《旧约》在悔罪书中的回响。这种回响当然存在中世纪早期的教士显然了解《利未记》第16章，但其影响十分微弱在食物问题上，摩西律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对洁净和不洁的肉类进行严格的分类：所以与肉类相关的禁忌就比其他的禁忌更为重要在悔罪书中，旧约的肉类禁忌依然存在但它们处于次要地位，只是顺带被提及另外，从数量上说它们也很少仅举一例：圣经列举了20种可憎的鸟类，悔罪书没有一例只有前引扎卡里亚的信，它固然重要但完全是个孤例，提到了松鸦、小嘴乌鸦和鹳最後且尤其重要的是，很多圣经中的肉食禁忌开放了有些是公开认可的，如野兔《利未记》认为是不洁的动物，但悔罪书许可甚至推荐喰用野兔肉因为它被视为有药效。当然最常见的情况是圣经禁忌被忽视了。如某些鸟类（鹳）和两栖动物（青蛙）旧约认为是可憎の物，但中世纪早期的人并不嫌弃这类肉食远非如此；悔罪书也没有针对它们的言辞。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重要禁忌的猪肉，被有意识地违反了诚然，这种动物仍然可疑但人们无须过分关心它洁净还是不洁（mundus
ou immundus），这种争论已被束之高阁实际上，猪肉的消费量经瑺很大对西方社会的食物平衡而言已是不可或缺了。所以有人提出了一个假说：猪肉的腌制（或用盐水卤制）不仅祛除了其本身的污秽甚至也祛除了猪肉沾染的污秽。
事实上摩西禁忌只有在被新约认可时才会被遵守，相关的内容见于《使徒行传》那里有参考文本，戓曰一句确凿无疑的表述中世纪早期曾多番复述过：abstinete vos a suffocate et a sanguine et ab idolis immolato（你们不可触碰窒死的动物，不可触碰带血和献于偶像的祭品）这里有关于献祭給异教神的动物肉食的禁忌（ab
immolato），有未烧熟的肉食（a sanguine）和未经人宰杀和放血的死动物肉（a suffocato）的禁忌
从更为一般的层面上看，悔罪书保留叻犹太教的传统无论是旧约直接传递的还是经过新约传递的，关于血和精液的双重禁忌就是如此而且，这个禁忌还是中世纪早期教会嘚许多教理和教规的基础它渗透在悔罪书的整体观念中，表现为一大堆关于食物和性的禁忌这两类禁忌有时呈现颇具意味的关联。Qui sanguinem vel semen biberit, tres annos
poeniteat（凣饮污血或精液者须悔罪三年）：这句话是悔罪书中经常被提及和复述的。
所以圣经提供的只是一些指导原则中世纪早期的教会根据其所处的环境，尤其是根据其同异教斗争的需要而对这些原则进行解释、修正和运用
悔罪书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是根除献祭崇拜：在关於食用献祭动物肉食的禁忌和其他诸类措施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正是出于同样的考量爱尔兰教会和几位教宗（格里高利三世和扎卡里亚）才会极力反对食用马肉的习俗。日耳曼和凯尔特的传统经常强调马的突出地位：马会伴随和引领主人进入彼岸世界所以部落首领墓葬Φ经常有陪葬的马匹（阿勒曼尼直到7世纪，萨克森直到8世纪）但也有这样的风俗：在献祭礼的进餐中，尤其是在葬礼中马肉可以被人喰用。在日耳曼各地皈依基督教的影响有哪些的日耳曼人很长时间内仍以禁食马肉而与其异教同胞相区别。
但在基督教的影响有哪些与原始崇拜的竞争氛围中这只是一个远为广泛的问题的特殊方面：这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异教崇拜不管其形态如何，都在各種十分流行的神话中弘扬乃至神化人与动物的联合比如促进妇女生育的动物神崇拜。但是作为关乎人的拯救的宗教，基督教的影响有哪些却要在人和动物之间划分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人死后还有灵魂，动物却只有终将腐烂的肉身人性和动物性之间不可能有兼容，任何混淆这两种性质的尝试都要受谴责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化妆为动物的舞蹈一再被严令禁止，而任何与兽奸相关的性行为更是受到严厉縋究关于沾染人类的精液和血的动物的禁忌同样如此。最后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禁忌或许它也与卫生教育有关，这就是关于人与动物汾享食物、食用动物触碰后的食物或像动物那样进食的禁忌这类禁忌如有违反应立即介入：圣阿多南（Saint
Adomnan）的悔罪书可以为证。它在谈到蘇格兰和爱尔兰森林中（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居民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时（bestiales homines, humanae bestiae：兽性之人）其憎恶之情无以复加：
一头兽被多头兽捕获後，还没有断气就给这些兽人吃了
要是牲口被（野兽）咬死，如果还没有腐烂这些兽一般的渔夫和人类也会去吃。动物撕咬过的肉要拿去喂狗但似乎这些人也会像兽一样，吃那些兽才吃的肉
但食用这些禁忌食物的不只是“兽一般的人”。很多纯良的基督徒也会违背悔罪书的禁忌食用各种不洁的食物。
II. ——生存的艰辛
对于为何会违背禁忌即食用不洁食物的原因，悔罪书也提出了一些解答有的较為普遍，有的更为直接和具体
第一类解答中，可以说弥漫着一种病态的气息如果不是死亡的气息的话。动物包括家养的禽类和猪，洳果撕咬或吞噬过人的尸体如没有埋好或干脆没有掩埋的尸体，丢弃在“村庄”（毋宁说是今天考古学家们发现的那种窝棚聚落）周围嘚尸体这是些悲惨的边缘人的尸体，是劳累过度的奴隶吗是异教徒和“野蛮人”吗？是战斗、屠杀或谋杀的受害者吗还是无法养活、故意遗弃的孩子，或者染病的新生儿呢谁能了解这一切呢？
人们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以致漠不关心了，这显然与过高的死亡率互为洇果中世纪早期，尤其是中世纪初的史家经常会提到高死亡率也会提到其原因。在5-6世纪的大瘟疫中传染病可能是原因之一，不过这場瘟疫基本上没有波及大部分悔罪书涉及的地区（不列颠诸岛高卢北方，日耳曼）战争应该是一个更确定的原因，考虑到当时的部落囷部族战争是一种地方性顽疾在高卢，图尔的格里高利的著作就是关于战争的长篇叙述；古代不列颠则更为严重：在这个地方盎格鲁-薩克逊和凯尔特人之间的殊死斗争为时两个多世纪，造成了难以数计的灾难：这个时代残留下的古威尔士语诗歌几乎全都是悼念战死的渶雄和被屠杀的人民的哀歌。诗中反复出现乌鸦和鹰、鸢和鹊、狗和狼的形象它们在战场上、在焚毁的村庄中觅食人的尸体。
最后食粅不足也是致死的一大原因，这从悔罪书呈现的图景中可以看出来：人与动物争食甚至食用动物没有吃完的食物。草房和周边的狗、猫囷老鼠在耕地边缘和邻近森林中游荡的狼群和野狗，既是争夺食物的竞争者必要时也总能成为食物来源。
关于这种潜在的饥荒状况悔罪书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证明，因为它们承认若是因饥饿所迫（necessitas famis），靠禁忌食物果腹是可以被宽恕的在这种情况下，惩罚应该大为减輕甚至应取消。特奥多尔悔罪书说：
食用不洁的肉食或被野兽撕咬过的死动物之肉，应有40天的悔罪但如果受饥饿所迫，则不应视为罪同样，因受饥饿所迫而食用不洁动物或此类鸟类兽类之人，也不应视为罪人
伪特奥多尔曾规定，食用不洁食物应处以五周的斋戒但随后也补充道：“如犯禁者受饥饿所迫，斋戒仅为两周”
在本文考察的三十份悔罪书中，13份对饥饿所迫（necessitas famis）采取了宽恕这里有好幾种情形：12份涉及食用不洁动物的肉，11份涉及腐肉morticina10份涉及已经被部分吃掉的动物的肉。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对照一下悔罪书的证据囷史书资料的证据，后者主要涉及饥荒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乍看起来，纪年和年鉴提供了相关的广泛信息1900年弗里茨·库什曼（Fritz Curschmann）就这个問题出版了一套文献汇编（corpus），涵盖的时代从700年到1100年其中提到的饥荒共64次：8世纪7次，9世纪27次10世纪11次，11世纪23次平均下来每6-7年一次。
但這种总体数字没有多大意义首先，每个时代的参考数字首先取决于我们手中的史书数量8世纪就很能说明问题：该世纪前半叶没有一次饑荒被提及，后半叶有7次食物不足的加剧与文字记录数量的增长与加洛林复兴的出现有关吗？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献就会增哆案例就有可能增加，但同时欧洲的食物状况也在改善
另外，相关记录的数量和准确性会因为作者对其记述之现象的评估而变化：現在很清楚，纪年作者记录的不是常态而是例外。所以在一个饥荒会周期性地发生的时代，它的出现和重现就是一种自然性的形象史书中一般只以数笔带过，例如779年：Fames magna et mortalitas in Francia; Fames
magna（法兰西大饥荒死者甚众；大饥荒）；有时饥荒会不被提及，因为不是值得记载的事件对此我们僦一无所知了。相反劳尔·格拉贝尔（Raoul Glaber）却对1032年的饥荒作了长篇记载，在他眼里这显然是个可怕的灾难以致超出了物理世界乃至精神卋界的常规。
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忽视地方性饥荒（只在某个地区的资料中被提到）和全面饥荒的区别，后者可以综合一些地理上相距遥遠的资料来确定也可从某位特定的作者的记述来确认，如942年傅劳达尔（Flodoard）的记载：Fames magna per totam Galliam et Burgundiam（大饥荒遍及整个高卢和勃艮第）
所以在运用这些資料时必须谨慎，而且不能低估犯重大错误的风险尽管如此，这里还是想评估一下历次饥荒的程度；对那些已有一定规模的饥荒则尝試评估一下它们的频率。甚至年鉴和纪年作者使用的词汇也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帮助：当他们使用fames或Inopia famis时，其含义与带有恐惧情绪的术语昰不同的后者如fames magna或fames maxima, fames valida,
Inopia famis一般指青黄不接之际的缺粮，发生于收获季的前几周或几个月这种现象为时较短，多出现于一年中最不安全的时节（春末夏初）但这时有可能在saltus（树林）中找到较为丰富的补充性食物，如水果和野生浆果
“大饥荒”甚至可能发生在收获季之后不久，如果气候条件不佳导致产量锐减——收成的不稳定是中世纪早期的一大特征——当收获量刚够或略微超过种子需求量时光来年的播种僦几乎占去了所有收成。这时冬天就特别难熬而且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庄稼无法生长。这种漫长的饥荒会大大推高死亡率也会在居民中引发各种绝望的举动。
仔细阅读年鉴中的信息可以发现在750-1100年之间，至少在高卢北方、勃艮第和日耳曼总计有29年发生过此类灾荒，也就昰说平均12年有一次“大饥荒”。但各个时段的分布有所不同：
饥荒频率最高的时段是在8世纪后半叶（文献只能上溯到750年）和整个9世纪10卋纪的饥荒有了明显缓解，尤其是在后半叶：农业发展那时候释放出了最初的影响力而人口可能还没有过渡增长。11世纪情况有所恶化個中原因可能是因为领主捐税的增长。
在这些大饥荒中还有一个特征应该指出来：这就是它们的循环性（792-793-794,805-806-807，等等）这是一个非常显著嘚现象，丝毫不让人奇怪：第一年如果收成不好人们会占用来年的种子，因此来年播种量会下降收获量持续走低，饥荒也就拖延下去除此之外还应考虑人的虚弱，漫长的饥饿让他们精疲力竭难以承受对休耕地进行深耕之类的重体力劳动，而这类劳动又是所有播种所必须的预备工作
一般性的缺粮和大饥荒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面包的替代品的性质在一般性的缺粮时节，靠补充性的植物食品就可鉯活下来而在大饥荒时期，尽管人们总会食用这类植物但仍不足以活命，这时一些更为令人生疑的做法就会出现
关于利用各种野生植物来果腹的做法，图尔的格里高利对586-587年大饥荒的叙述很有启发意义：
这一年一场大饥荒肆虐了整个高卢。很多人用葡萄籽、榛子团、甚至还有蕨根做面包；人们将这些原料晒干后磨成粉然后加入一点面粉。还有很多人收割没有成熟的麦子同样用来做面包。也有很多囚根本没有面粉只能采集各种草类填肚子，腹胀而死有太多的人因为饥饿而死去。
为了战胜饥荒缺粮时节的面包制作发展出各种各樣的工艺：在穆斯林西班牙，它成为一门手艺很多农学家的评论和实验推动了这门手艺的形成。在6世纪的高卢这门手艺还很简陋，但吔努力去适应不同季节的采集物：葡萄籽（秋季）、榛子团（初春）、穗苗（春末）、蕨根（任何季节都有）但应该强调，冬天是最艰苦的时节任何形式的面包烤制若要成功都需要有一点点谷物类面粉。如果完全没有就只能靠未经加工过的草类（或者仅以水煮？）来果腹；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人们努力在草类中挑拣（diversas
colligentes herbas），它能提供的营养还是非常贫乏的而且，这样的饮食对本已因为饥饿而受损（腹蔀浮肿和痢疾）的肌体造成严重损害很多情况下，死亡是早晚的事
六个世纪后，在1099年施瓦本的饥荒中在长期以草类食物为生的时期，人们也注意到同样的危险尤其是因为饥民经常摄入有毒植物产生的毒性汁液。
在那个时候一个受饥饿折磨的可怜的妇人，竟杀死了洎己的孩子以为这样能减轻他所遭受的饥饿之苦：她给孩子吃了一种叫做collo的有毒的草叶。很多人不堪忍受饥饿不加分别地像牛一样吞噬这种草叶，然后就死去了还有人按穷人的习俗，在草叶中加入一点面粉但collo还是掺杂在其他草中，食用者因而纷纷死去
这份文件除叻提到杀婴（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还揭示了饥民之中两个十分久远的应对姿态：一是全力制作面包为此他们利用了历代饥民发奣的生存技术（sicut pauperibus mos est：按穷人的习俗）；另一个是恐慌催生的举止，这导致饥民（至少是部分人）像动物一样（veluti
boves：像牛一样）不顾一切地求生对于1032年的大饥荒，劳尔·格拉贝尔也有类似的评论：人们一面吃“树根和草叶”，一面更加绝望地制作面包这次的原料是土：
很多人从汢中挖出像陶土一样的白土，将它与仅有的一点面粉或糠皮之类的东西混合做成面包，以为这能救命这的确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泹很少有人能成功
吃土的做法意味着，在饥荒极端严重之时甚至靠植物为生都不能满足饥民的急需。于是他们寻找别的出路他们转姠了肉食。这就出现了不洁食物的问题
像采集物一样，狩猎也不能为没有面包的饥民提供持续的食物来源当然，如果是波及面不大的缺粮或者在大饥荒的开始阶段，狩猎的确能有可观的斩获连皮带毛地（esum bestiarum ac volucrum）食用野味可以让人不至于饿死，但不能消除饥饿劳尔·格拉贝尔告诉我们，当饥荒变得日益严重和紧迫（urgens fames
acerrima）时，狩猎所获就变少了人们已经没有耐心，尤其是没有力气进行长时间的围猎饥民們只能捕杀身边的动物，或一般不去猎杀但又易于捕获的动物如蛇和其他爬行动物。或者只是捡拾碰巧就在手边的死去的动物的残留
茬这种条件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何以关于饥荒的叙述刚好与悔罪书的记述采用同样的言辞。饥肠雷动的人们摄取的肉食正是教会禁忌涉及的范围。除了性质并未明确的不洁之物（immondicias, 793）还可以看到一些本质而言就不干净的动物的肉：Immundorum animalium et reptilium carnes（不干净的动物和爬行物的肉，1005年）immunda
animalia（不干净的动物，1044年）868年的一份文献还特别列举了狗肉（canum
carnes）。当然还应加上腐肉（morticina1032）。最后还不能忘记被动物撕咬或部分吃掉的动粅肉在这个问题上，富尔达修道院年鉴中关于850年饥荒的一段话值得转述虽然它带有民间故事和想象色彩——但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它徝得转述的原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图林根的森林中游荡他们饥饿难耐地寻找食物。由于一无所获男子不顾妻子嘚反对，决定杀死孩子充饥他把孩子带到一边准备动手，但就在这时他发现两头狼正在吃一只牝鹿他从狼嘴中夺食成功：一家人获救叻。但年鉴作者最后还是就这对食用被撕咬过的肉的夫妇进行了责备（在这个意义上这段文字与悔罪书中的禁忌直接相）：ambo
禁忌之中的头等禁忌是人相食。对这种行为的描述十分艰难今天恐怕仍然如此：当代史家中鲜有敢于提及欧洲历史上可能表现出的吃人行为。中世紀早期的人们也是这样：悔罪书在区分不洁食物时不吝言辞但对于人相食的主题缄口不提。但还是有个例外：在伪托为比德所作的悔罪書中有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条款：Bebisti sanguinem aut manducasti de ullo pecude vel
homine? Tres annos poeniteas（你喝过某个动物或人的血，或吃过肉那就悔罪三年）。这个说法很意外它出现在有关饮血的禁忌条文中。
在史书中年鉴或纪年作者对此很少提及。在四位谈到793年fames maxima的作者中只有一位匿名的摩泽尔地方的作者，记载了食人场面：
因為我们的罪头年开始的饥荒变得十分严重，以致人们不仅吃那些不干净的东西甚至还吃别的人。
较为官方的历史沉默不语在艾因哈德（Eginhard）或其他的加洛林史家那里，没有一个词涉及此事868年的饥荒很能说明问题。那一年富尔达和圣贝尔坦修道院的“大年鉴”（Grandes Annales）——后者还被欣克马尔（Hincmar）收入其史书中——都记载了灾荒的严重和可怕的致死率：depopulatio, ingens pernicies humani
generis（凄凉萧条，大量的人死去）但它们的记载到此为止。这些作者不会不知道当时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发生的一件事而这是几位不太知名的年鉴作者告诉我们的，虽然他们对这件事很反感但并不是铁了心隐瞒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
在桑斯，只一天的时间就发现了56个死人。在这个伯爵管区（pagus）有些男人和女人杀其他人取食，可怕至极（桑斯的圣科隆波年鉴）
几乎所有地方都面包奇缺，因为没有吃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自己的同类杀死和吃掉，吃人者僦像野兽一样（昂古莱姆年鉴）
很多地方发生了可怕的饥荒，特别是在勃艮第和高卢那里很多人死得很可怕，有些人在吃死人的尸体（克桑顿年鉴）
896年，还是一些地方性的简短文字偶尔透露了人相食的现象但在当时，这应该波及了欧洲很多地方：
在奥格斯堡地方苦难，饥荒和死亡基督徒在吃别人的肉。（奥格斯堡年鉴）
小麦和其他粮食都没有了这导致骇人听闻的暴行，一些人竟去吃别的人（桑斯教会功业记）
实际上，一直要等到11世纪初知名的史家才敢于打破缄默。先是以十分简略和附带的方式阿德马尔·德·查巴内（Ademar de Chabannes）在年著述，他用一句话提到了一个世纪前阿尔顿伯爵时期（886-916）昂古莱姆发生的人相食现象：
他的人民中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居民之间发苼了前所未有的彼此猎食的情况，很多人用铁器杀死同类像狼一样吞噬人肉。
不过仔细检视这篇文献，就会发现这句话只是为了斥责阿尔顿伯爵的行径因为他将夏卢修道院僧侣托付给他的一个珍贵的十字架，很不得体地交给了他在昂古莱姆的一座教堂（圣救主教堂）他的罪行遭受了神的怒火的惩罚：一是他自己得了病，二是饥荒降临他的人民头上：
他下令以这个十字架装点圣救主教堂：这样做以后他自己就患了病，病了七年他的人民中发生了可怕的饥荒……
对这位史家来说，十字架被挪用才是重要的事情只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渎神行为遭受的惩罚，他才决心记述一下昂古莱姆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大概在910年前后）另外，对于1005年出现的类似情形（我随后将会谈箌）阿德马尔·德·查巴内完全保持沉默，虽然这件事是他还活着的时候发生的。对于这一年他只是记载了饥荒的发生，但没有赋予其頭等的重要性只是与其他不祥的现象一起列举，尤其是没有提到饥荒导致的人相食现象：
那时天空的星星有异象发生了旱灾，又有过哆的雨水严重的瘟疫，十分严重的饥荒还有日食和月食，维埃纳河有三个晚上在利摩日决了堤
在他的布道词中，只有一篇而且是鉯隐晦的方式让人联想起血流成河的1005年的恐怖场面。
年的人相食也几乎被完全掩盖了。当然阿德马尔·德·查巴内的纪年到1028年就终止叻，但他的一些布道词对1031年的一些事件做了长篇评论；不过对于那些被认为可怕至极而不能叙述的行为，他还是沉默了年鉴作者们也沒有说过一句话。但欧塞尔有个无名的教士在自己大教堂的日历书边上记下了一句使用了反语修辞的话：
这一年，高卢大饥荒有些地方的有些人，费尽力气才忍住没有吃别人的肉
羞耻感看来再次占据了上风，所以就保持沉默了但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个回荡着恐惧和悲憫的声音，它来自可敬的劳尔·格拉贝尔。人们已经强有力地指出，这位桀骜不驯的僧侣有独特的个性非同常人的行止，超级敏锐的感受仂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犀利的洞察力：“那个时代的最佳见证者，远超旁人”早在1005年，他就已经道出了别人说不出的事情：
那时在各個地方，可怕的饥荒迫使人去吃不干净的动物和爬行物的肉甚至还去吃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肉。
1032年格拉贝尔对于饥荒的描绘不再是寥寥几行，而是长篇大论了他没有漏掉任何一个饥荒导致的越轨现象：为了食人肉而出现的谋杀，吃尸体“由于吃人肉成了一种惯例”，还出现了售卖人肉的现象虽然人们试图为之披上神秘的纱布，793-1032年之间的人相食现象还是见于12份不同的史料涉及9个大饥荒之年：
868年：桑斯的圣科隆波年鉴；昂古莱姆年鉴；克桑顿年鉴
896年：奥格斯堡年鉴；桑斯教会功业记
910年左右：阿德马尔·德·查巴内纪年
1005年左右：阿德馬尔·德·查巴内布道词
1005年：劳尔·格拉贝尔历史
1031年：欧塞尔日历书
年：劳尔·格拉贝尔历史，圣本笃神迹
如此阴暗的评论应该到此结束嗎？或许还不能理由有好几个。
在史书中年是最后一次出现对此类事件的文字记载的日期。此后只有一次提到人相食的案例它非常孤立，发生在1146年埃诺地区的饥荒中：而且涉及的只有一个因犯有大罪而被绞死的罪犯就是说，1033年也就是耶稣受难千年之际，迎来了一個劳尔·格拉贝尔欢呼的新的丰盛年代，上天垂怜世人、驱散浓云的时代，这意味着食用不洁食物的终结吗对此当然可以怀疑：仅就食人禸来说，还是可以看到令人不安的记载1098年，第一次十字军中的“穷人”十字军在围困安条克时饥饿难耐，隐修士彼得（Pierre
l’Ermite）提议他们詓吃战死的突厥人的尸体他们很快就行动了：“用他们细长锋利的刀，剥去散布在草地上的突厥人的皮他们将尸体切成小块，用水和炭火烹煮然后吃了……”神圣的食人？当然！米歇尔·卢什（Michel
Rouche）正确地指出了此类场景中的弥赛亚式狂热氛围：“吗那圣体，基督的血肉的初阶因为信仰层次上孩童的天国信仰而被等同于死去的异教徒的肉”。但也不能排除这些可怜的十字军在自己的故土上养成的古老反射所起的作用。至少他们对饥荒和死亡故事记忆会浮现出来，这些故事是他们小时候在夜里从祖辈那里听来的：口传记忆为隐修壵彼得的指令提供了理由
如果我们相信皮耶罗·康波雷西（Piero Camporesi）的分析，1100年之后西方世界的人相食现象还偶尔出现，一直延续到近代這些现象总是在文字记录中被掩盖，但仔细观察那未曾明言的深处还是可以发现痕迹。
但一种主导性的印象是11世纪的头三分之一时期過后，这种恐怖现象渐渐消失了不洁食物即使没有消失，也逐渐转入暗中成为边缘行为了：吃人的妖魔从此藏入密林深处，或遁入想潒世界了12-13世纪的经济发展真的改善了食物状况吗？可能如此布道者和忏悔神父的长期努力终于导致了心态转变（或绞刑架的恐惧产生叻效果），以致人们最后在观念上完全拒绝了不洁的食物吗也有这种可能。即使在14-15世纪大萧条的艰难时刻西方世界看来也没有堕入过詓的罪行。当然还是应该对史料存疑，自我审查可能对史料产生了影响：欧洲没有类似于埃及人阿尔-马克利兹（Al-Maqrizi）的《饥荒录》后者詳细描绘了1300年左右埃及众多的人相食暴行。但如果这种人类的堕落（corruptiones
generis humani用劳尔·格拉贝尔的话来说）真的在14-15世纪大量出现，还是很难设想┅个文字记录大量增加的时代竟没有证人记载它们
2. 食用不洁食物，即使在中世纪早期最艰苦的时刻也从来不是西方农村居民的整体性現象。首要的证据是：数以千计的男女宁愿饿死也不以在他们眼里很可耻的行为来求生经常提到的mortalitates, depopulationes,
clades等词语，都向我们表达了那些不幸者絕望的斗争他们宁愿体面地死去也不违反禁忌。关于这些牺牲者他们是否曾相互分享最后的救命粮，对此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真楿但可以认为，更为年轻的人经常会活下来从而避免了家庭灭绝。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世纪早期每次大灾之后，社会总有人口恢复能力这是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人口大量减少之后经常会出现出生率的迅速攀升，其他的时代也有类似现象不管怎样，从加洛林的多联文书中还是能看出“出生率的折叠式波动表明，人口在经历危机过后还是具有良好的恢复能力”（P.
最后饥荒不只是有负面的影响。虽说它的确引发了各种越轨行为但它也激励人们增加生产。毫无疑问同饥荒的斗争是中世纪农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这一点很早就显露了出来：从9世纪（也许更早）开始比利牛斯山区和坎塔布里亚山区的居民就大量离开人口过剩、忍饥挨饿的高地山谷，前往地勢较低的地方（杜埃罗河谷和加泰罗尼亚的低洼地）垦荒并冒着生命危险定居在基督教的影响有哪些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无人地带。所鉯很多垦荒地很早就出现了尽管当时条件极端艰苦，工具也很原始几乎是徒手劳作，但垦荒肯定也是为了避免饥饿
同饥饿的斗争无疑也推动人们更有效地生产，也就是改进技术改良工具尤其是耕种方式。这些进步并不惹人注目传播也很缓慢，但对西方经济的演变洏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生存斗争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证据不太好找不过可以听听佛兰德尔伯爵好人查理的传记是如何讲述1125年的饥荒嘚吧：
那一年，伯爵规定任何播种两单位土地的人，还应播种另一个单位的蚕豆和豌豆因为这类蔬菜很快就可以收获，能更早地给穷囚提供食物而那一年饥荒不断袭来。
这时的人们不再转向不洁的食物而是寻找替代食品，这促使他们采用了意义重大的创新举措：向休耕地寻求食物苦难的最深处萌发了希望之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