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小转铃有时来看我，有时怄了气，十几天都不露面。如今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单身汉。

我住的是我父亲的房子，而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终于调进矿院来，在我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教书。住在我家对面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叫线条。线条在“文革”里很疯，很早就跑出来，和男孩子玩。现在提这些事不大应该，但是我想，线条不会见我的怪。因为她就是和我玩的。也可以说，我们俩是老情人。

至于李先生，更不会见怪，因为他不在乎这些事。除此之外，他和我的交情非常好。他从海外回大陆，第一个能叫上名字的人就是我。他还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直到现在，除了夫人之外，也就是和我能聊聊。我不知他在国外的情况，反正在中国，能说说心事的，也就是一个线条，一个王二。这实在不算多。用李先生的话说，别人和他没有缘。我也把李先生当个朋友。我向来不怕得罪朋友，因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这是我的一贯作风。由这一点你也可猜出，我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少。

我现在没有几个朋友了。许由找了个出国劳务的活，到中东去修公路。陈清扬见不着。小转铃说，我对线条旧情不断，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简直是个醋葫芦。我爱上了李先生老婆。李先生不知道，还说我和他有缘。该着做朋友。

李先生说，和我有缘，这种缘分起源于二十三年前一个冬日的早上。那时我是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个子像现在一样高，比今天瘦很多，像竹竿一样。头上戴狗皮帽，身穿蓝制服罩棉袄，脚下穿大头皮鞋，这身打扮在当时很一般。我身上的衣服不大干净，这在当时也很一般。我那顶帽子是朋友送的，而他也不是好来的，不是偷来就是抢来的，这在当时也很一般。当年的中学生，只要不是身体单薄性情懦弱，有谁没干过几件坏事，抢几顶帽子实在一般——我就这个样子走到矿院的大操场上去看大字报。在六七年大字报已没有了轰动效应，但是还有不少东西可看。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去嫖妓，想赖嫖资；某教授三年困难下矿山，吃招待饭时偷了馒头藏在怀里；某书记当年贪污了党的经费，给自己打了一个银烟盒等，颇为有趣。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入迷，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了坏蛋。假如再有“文革”，这种东西我绝不看了。在当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报看一遍。矿院很大，大字报很多，所以不能全看完。有些我只看看标题，有些览其大略，有些有趣的我仔细看。就是这样，还得起早贪黑。一大早我就到了大操场上，而大操场早被席棚隔成了九宫八卦之型。我在八卦之中走动，起得早了，没碰见人。转了几个圈后遇上了第一个人，他躺在地上像条死鱼。这就是李先生。

把时间推到二十三年前，李先生刚从香港回内地，过冬的衣服都是临时置办的。他身穿一件蓝色带风帽的棉大衣，北京人叫棉猴的那种东西，又小又旧，也不知是谁给他的。李先生个子小，那棉猴比他还小。可见是小孩子穿过的东西。棉猴下是粗呢裤管，这是他从海外带回来的东西。粗呢裤下是一双又肥又大的塑料底棉鞋，这是他在北京买的。李先生胡子拉碴，戴一副瓶子底也似的眼镜。我见时他就是这副样子倒在地上，半闭着眼睛，不见黑眼珠，浑身打着哆嗦，很像前几天跳楼的贺先生刚着地时的样子。但是仔细看时颇有不同，贺先生的脑子当时是洒出来的，而李先生的脑子还在脑壳里面，这是最主要的不同之点。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时，我不在现场，是后来得到消息赶去的。虽然去得很快，也错过了不少场面。据说贺先生刚落地时，还在满地打滚，这场面我就没看见。据说贺先生的手还抓了两把，我也没看见。贺先生死时的景象，我几乎都没看见，只看见他最后抽抽了两下。这使我很没有面子。所以看见李先生倒在地下，我大为兴奋。虽然我拿不准他死了没有。

假如我知道李先生没死，只不过是晕了过去，那么我肯定会去救他。虽然我当时很瘦，但是“文革”前的孩子重视体育，所以都有一把力气，李先生又不重，我把他扛走没什么问题。但是当时我以为他有可能已经没救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该保护现场，等待警察。既然我拿不准他死没死，还有第三种办法：我去喊几个人来，看看他死没死。这个办法我最不乐意。设想李先生已死，我又离开了现场，别人再撞上了，那时我再说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之人，谁还肯信？就算信了，对我更不好，他们会说，王二叫死人吓跑了。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不怕人家说我胆小了。经过了插队，当工人，数十年的时间，所到之处人都说我胆子非常大，胆大心黑，色胆包天，胆大妄为等等。偶尔有人说一句王二胆小，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是在当时，我就怕人说我这个。因此我采取了第四个办法，站在当地不动，看李先生是越抽越厉害还是越抽越硬邦。假如是后者，我就嚷嚷起来。假如是前者，我就过去扛他。谁知他很快就睁开了眼睛，坐起身来，这叫我大失所望。我转过身去，准备走了。

在李先生看来，那天早上的事就没这么轻松。当时他从香港赶来参加“文革”（后来他说，这是他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头天晚上刚到矿院，早上就来贴大字报。谁知和别人起了争执，遭人一脚踢成了重伤，晕倒在地。醒来一看，大出意料：原来没躺在医院里，也没人围着他。踢他的人也不见了。只有一个半桩孩子在一边看着，而且那孩子有姗姗离去之势。所以他急忙叫我回去搀他一把。李先生说，当时他伤处极疼，没人架一把一步也走不动。而我却摇头晃脑，好半天才走过去，可把他急坏了。所以等他能够上，就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再也不敢放，生怕我也跑了。结果到了医院，我脖子上被箍出了一溜紫印。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肯再搀他回去，抽个冷子就跑掉了。这下又苦了李先生，他根本不认识回去的路，花了几倍的工夫才回到了矿院。

对于这件事我还有些补充。当时我不认识李先生，不知他是矿院的人。假如认识，抢救的态度会积极一点。我也不知他是被人摆平的，还以为他是在抽羊角风。假如知道，抢救的态度也会积极一点。做了这两点辩护之后我也承认，当时我对死人特别有兴趣，对活人不感兴趣。李先生说，他对我当时的心情能够理解。有件事他不能理解，就是那一脚踢得委实厉害。只要再踢重一点，他就会变成我感兴趣的人。

李先生挨那一脚的事是这样的：六七年大家都想写些大字报贴出去，然后看见别人在自己写的东西面前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和我今天想发表作品的心情是一样的。顶叫人愤怒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写了一夜，才贴出去就被人盖掉。所以都在大字报上写着：保留五日，保留十日。无奈根本没人给你保留。那年头为这种事吵嘴、动手的事也不知有多少。李先生的大字报正贴在司机班一伙冒失鬼好不容易诌出的大字报上，而且被本主当场逮到，叉住了脖子和他理论，和他又理论不清，因此照他裆下踢了一脚，人家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让人踢个正着。当时我们院谁不知道司机班那伙人？只有李先生不知道。所以连挨揍的准备都没有。这一脚踢出麻烦来了，眼见得李先生脸色也变了，眼珠子也翻了，软软地挂在人家手上。人家也怕吃人命官司，赶紧把他放在地上跑掉了。谁又能想到他还有救呢？假如送他上医院，万一他又没救了呢？

现在我们院的人都在背后叫李先生龟头血肿，包括那些没结婚的小姑娘。她们说，李先生原是日本人，姓龟头，名血肿。这是不对的。李先生从未到过日本。他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挨了一脚后，十分气愤，就把医院的诊断书抄出来寻求公道，那诊断中有这样的字句：“阴囊挫伤，龟头血肿。”他寻到的公道就是从此被叫做龟头血肿，一肿二十三年，至今还没消。

十几年后，我到当年李先生拿博士的学校里读书。李先生毕业后还在这儿任了两年教，所以不少人还记着他。人家对他的评价是：性情火爆，顽固到底，才华横溢。乍一听只觉得自己的英文出了问题：李先生性情火爆？他是最不火爆的呀！

李先生的才华横溢我倒是见过，那是在他被人龟头血肿了之后。他连篇累牍地写出了长篇大字报，论证龟头血肿的问题。第一篇大字报开头是这样的：李某不幸，惨遭小人毒手，业已将经过及医院诊断，披露于大字报。怎知未获矿院君子同情，反遭物议；兄弟不得不再将龟头血肿之事，告白于诸君子云云。

这篇大字报的背景是这样的：他把医院的诊断书画成大字报贴出来，就有些道学的人在上面批：这种东西也贴出来，下流！无耻！至于他怎么挨了人踢，却没人理会。所以李先生在大字报里强调：李某人的龟头，并非先天血肿，而是被人踢的。

李先生在大字报里说，他绝不是因为吃了亏，想要对方怎样赔罪才写大字报。他要说的是：龟头血肿很不好，龟头血肿很疼。龟头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龟头血肿。他这些话都被人看成了奇谈怪论。到这时，他回来有段日子了，大家也都认识他。在食堂里大师傅劝他：小李呀，拉倒吧。瞧瞧你被人踢的那个地方，不好张扬。李先生果然顽固，高声说：师傅，这话不对！人家踢我，可不是我伸出龟头让他踢的！踢到这里就拉倒，以后都往这里踢！

虽然没有人同意李先生的意见，但是李先生的大字报可有人看。他就一论龟头血肿，二论龟头血肿，三论四论地往外贴。在三论里他谈到以下问题：

近来我们讨论了龟头血肿，很多人不了解问题的严重，不肯认真对待，反而一味嗤笑。须知但凡男人都生有龟头，这是不争的事实。龟头挨踢，就会血肿，而且很疼，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争的事实，何可笑之有？不争的事实，又岂可不认真对待之？他这么论来论去，直把别人的肚子都要笑破。依我看，这龟头血肿之名，纯粹是他自己挣出来的。

李先生论来论去，终于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讨论龟头血肿问题，算是有了回应。那大字报的题目却是：龟头血肿可以休矣。其论点是：龟头血肿本是小事一件，犯不上这么喋喋不休。在伟大的“文革”里，大道理管小道理，大问题管小问题。小小一个龟头，它血肿也好，不血肿也罢，能有什么重要性？不要被它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一百个龟头之肿，也比不上揭批查。这篇大字报贴出来，也叫人批得麻麻扎扎：说作者纯属无聊。既知揭批查之重要，你何不去揭批查，来掺和这龟头血肿干吗。照批者的意见，这李先生是无聊之辈，你何必理他？既然理他，你也是无聊之辈。但是李先生对这大字报倒是认真答辩了。他认为大道理管小道理，其实是不讲理。大问题管小问题，实则是混淆命题。就算揭批查重要，也不能叫人龟头血肿呀？只论大小重要不重要，不论是非真伪，是混蛋逻辑。他只顾论着高兴，却不知这大小之说大有来头。所以就有人找上门，把他教训了一顿。总算念他是国外回来的左派，不知不罪，没大难为他。要不办起大不敬罪来，总比龟头血肿还难受。李先生也知道利害，从此不再言语。这龟头血肿之事，就算告一段落。

流年似水，转眼就到了不惑之年。好多事情起了变化。如今司机班的凤师傅绝不敢再朝李先生裤裆里飞起一脚弹踢，可是当年，他连我们都敢打。院里的哥们儿，不少人吃过他的亏。弟兄们合计过好几回，打算等他一个人出来时，大家蜂拥而上，先请他吃几十斤煤块，然后再动拳脚。听说他会武功，我们倒想知道挨了一顿煤雨后，他的武功还剩多少。为了收拾这姓凤的，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杀鸡”战斗队，本人就是该战斗队的头。我曾经三次带人在黑夹道里埋伏短他，都没短到。凤师傅干过侦察兵，相当机警，看见黑地里有人影就不过来。第四次我们用弹弓把他家的玻璃打坏了几块，黑更半夜的他也没敢追出来。经过此事，司机班的人再不敢揍矿院的孩子。

关于龟头血肿，我们矿院的孩子也讨论过，得到的结论是，李先生所论，完全不对。我们的看法是：世界上的人分两种，龟头血肿之人和龟头不肿之人。你要龟头不肿的人理解血肿之痛，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照他裆下猛踢一脚，让他也肿起来。

有关李先生龟头血肿的事还可以补充如下：那些日子里北京上空充满了阴霾，像一口冻结了的黏痰，终日不散。矿院死了好几个人，除贺先生跳楼，还有上吊的，服毒的，拿剪子把自己扎死的，叫人目不暇接。李先生的事，只是好笑而已，算不了大事情。

流年似水，有的事情一下子过去了，有的事情很久也过不去。除了李先生龟头血肿，还有贺先生跳楼而死的事。其实贺先生是贺先生，和我毫无关系。但是他死掉的事嵌在我脑子里，不把这事情搞个明白，我的生活也理不出个头绪。

贺先生死之前，被关在实验楼里。据我爸爸说，贺先生虽然不显老，却是个前辈。就是在我爸的老师面前，也是个前辈。到“文革”前，他虽还没退休，却已不管事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辈子的事都已做完，剩下的事就是再活几年。”我爸爸还说，贺先生虽然是前辈，却一点不显老，尤其是他的脑子。偶尔问他点事，说得头头是道，而且说完了就是说完了，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据此我爸爸曾预言他能活到很多当时五十岁的人后面。他被捉进去，是因为当过很大的官。然后他就从五楼上跳下来了。

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时，许由正好从楼下经过。贺先生还和许由说了几句话，所以他不是一下就跳下来的。后来我盘问了许由不下十次，问贺先生说了什么，怎么说的等等。许由这笨蛋只记得贺先生说了：“小孩，走开！”

“然后就是砰的一下，好像摔了个西瓜！”

再问十遍，也是小孩走开和摔了西瓜，我真想揍他一顿。

在我年轻时，死亡是我思考的主题。贺先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死人。我想在他身上了解什么是死亡，就如后来想在陈清扬身上了解什么是女人一样。不幸的是，这两个目标选得都不那么好。就以贺先生来说，在他死掉之前，我就没和他说过话。而许由这家伙又被吓坏了，什么都忘记了。你怎能相信，一个存心要死的人，给世界留下最后的话仅仅是“小孩走开”呢？

贺先生后来的事我都看见了。他脑袋撞在水泥地上，脑浆子洒了一世界，以他头颅着地点为轴，五米半径内到处是一堆堆一撮撮活像新鲜猪肺的物质。不但地上有，还有一些溅到了墙上和一楼的窗上。这种死法强烈无比，所以我不信他除小孩走开之外没说别的。

贺先生死后好久，他坠楼的地方还留下了一摊摊的污迹。原来人脑中有大量的油脂。贺先生是个算无遗策的人（我和他下过棋，对此深有体会），他一定料到了死后会出这样的事。一个人宁可叫自己思想的器官混入别人鞋底的微尘，这种气魄实出我想象之外。

虽然贺先生死时还蒙有不白之冤，但在他生前死后，我从没对他有过不敬之心。相反，我对他无限崇拜，无限热爱。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官僚等等），都不能动摇我的敬爱之心。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个造成了万人空巷争睹围观的伟大场面的人。

前面提到李先生说过，取道香港来参加革命工作是个错误，这可不是因为后来龟头血肿起了后悔。起码他没对我说过不革命的话。他说的是不该走香港。在港时他遇上了一伙托派，在一起混了一些时，后来还通信。到了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把他揭了出来。

李先生的托派嘴脸暴露后，我和线条在小礼堂见过他挨打。那一回人家把他的头发剃光，在他头上举行了打大包的比赛，打到兴浓时还说，龟头血肿这回可叫名副其实。线条就在那回爱上了他。二十三年前，线条是个黄毛丫头，连睫毛都发黄，身材很单薄，腰细得几乎可以一把抓，两个小小的乳房，就如花蕾，在胸前时隐时现。现在基本还是这样，所不同的是显得憔悴疲惫。她是我所认识的最疯最胆大的女人，尽管如此，我也没料到她会嫁龟头血肿。

现在应该说到李先生挨打的情形。那个小礼堂可容四五百人，摆满了板条钉成的椅子，我们数十名旁观者，都爬在椅子上看。李先生和参赛选手数人在舞台上，还有人把大灯打开了，说是要造造气氛。李先生刮了个大秃瓢，才显出他的头型古怪：顶上有尖，脑后有反骨，反骨下那条沟相当之深。这种头剃头师傅也不一定能剃好，何况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剃头出身，所以也就是剃个大概，到处是青黑的头发茬。我在乡下，有一回和几个知青偷宰了一口猪，最后就是弄成了这个样子。我和线条赶到时，他头上的包已经不少了，有的青，有的紫，有的破了皮，流出少许血来。但是还没赛出头绪，因为他们不是赛谁打的包大，而是赛谁打出的包圆。李先生头上的包有些是条状，有些是阿米巴状，最好也是椭圆，离决出胜负还差得远。李先生伸着脖子，皱着眉，脸上的表情半似哭，半似笑，半闭着眼，就如老僧入定。好几个人上去试过，他都似浑然不觉。直到那位曾令他龟头血肿的凤师傅出场，他才睁开眼来。只见凤师傅屈右手中指如凤眼状，照他的秃头上就凿，剥剥剥，若干又圆又亮的疙瘩应声而起。李先生不禁朗声赞道：还是这个拳厉害！

线条后来对我说：那回李先生在台上挨打，那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真可爱！对此我倒不意外。李先生那样子，和E.T.差不多。既然有人说E.T.可爱，龟头血肿可爱也不足怪。线条还说，有一种感觉钻进心里来，几乎令她疯狂。她很想奔上前去，把他抱在怀里，用纤纤小手把那些大包抚平。这我也不意外，她经常是疯狂的。真正使人意外的是她居然真的嫁给了龟头血肿。

我也爱过李先生。在我看来，一个人任凭老大栗凿在头上剥剥地敲，脸不变色眉不皱，乃是英雄行为。何况在此之前，他曾不顾恶名，愤起为自己的龟头论战。虽然想法有点迂，倒也不失为一条好汉。所以当他被关在小黑屋里时，我曾飞檐走壁给他送去了馒头。线条说，要给李先生以鼓励，我也不反对。她给他的条子，都是我送去的。那上面写着：龟头血肿，坚持住！我爱你！我想，哥们儿，你活着不容易。让我婆子爱爱你也无所谓。谁知到后来弄假成真，线条真成了龟头夫人！

那年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在地上抽了几下就不动了。然后不久，警察来验尸，把贺先生就地剥光。那时我站在人群的前列，脚下如穿了钉鞋，结结实实扎下了根，谁也挤不动。因此我就近目睹了验尸的全过程。等把贺先生验完，他已经硬了，因此剥下的衣服也穿不回去。警察同志们把裤子草草给他套到屁股上，把衣服盖在他身上，就把他搭上了车运走了。验尸中也没发现什么，只发现他屁股上有一片紫印。有位年轻的警察顺嘴说：他死！当时我觉得简直废话。“他”当然死了，你没看见他脑子都出来了吗？然后马上想到这可能是术语。回去一查辞书，果然是的。那位小警察也没什么证据说是他死，只不过那么多人瞪着眼看着，屁股上那么一大片淤伤，又黑又紫，不说点啥不好。最后结论当然是自杀。其实打在屁股上，不伤筋骨不害命，还是相当人道的。后来和贺先生关在一起的刘老先生出来，别人问他是谁打的，他也说不太清楚，因为谁想起来都去打两下，只单单把凤师傅点了出来，倒不说他打得狠，只说他带黑皮手套，拎根橡皮管子，一边打一边摸，弄得人怪不好意思。

后来家属据此要告凤师傅，但是刘老先生已经中风死掉了，死无对证。贺先生死的情形就是这样。对此我有一个结论，觉得犯不上和凤师傅为难，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个大坏蛋。闹了一回红卫兵，他干这点坏事，不算多。闹纳粹时，德国人杀得犹太人几乎灭了种。要照这么算，凤师傅只打屁股，还该得颗人道主义的奖章。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也不在贺家大多数人身上。贺老妈妈七十多，又是小脚，只想到告状，不能怪她缺少想象力。贺家大公子五十多岁，也不能怪他没想象力。贺家小公子，和我同年，叫做贺旗。原来在院里生龙活虎，也是一条好汉。我真不知他是怎么了。

下乡时，线条没跟我去云南插队。她跟父母下了干校，其实是瞄着李先生而去。当然他们的情形不一样，下干校时，线条是家属，爱干不干，十分轻松。而李先生是托派分子，什么活都得干。后来不说他是托派了，干校是工人师傅主事，又觉得这龟头血肿不顺眼，继续修理。当地农村之活计有所谓四大累之说，乃是：

打井，脱坯，拔麦子，操。

除了最后一项，他哪一样都干过。再加上挑屎挑尿，开挖土方，泥瓦匠，木匠小工；初春挖河，盛夏看青。晚上守夜，被偷东西的老农民揍得不轻。幸亏是吃牛肉长大的，身体底子好，加之年龄尚轻，不到三十岁。要不线条准是望门寡。

现在系里的人说起李先生，对他下干校时的表现都十分佩服。说他一个海外长大的知识分子，能受得了这些真不容易。更难得的是任劳任怨，对国家，对党毫无怨言，真是好同志，应该发展他入党。但是李先生说，他背着龟头血肿的恶名，恐怕给党抹黑——还是等等吧。

线条说，李先生那时的表现真是有趣极了。叫他干啥就干啥，脸上还老带着被人打包时的傻笑。她觉得龟头血肿这大E.T.简直是好玩死了。要不是干校里耳目众多，她早就和他搞起来了。

后来李先生自己对我说，老弟，我们是校友，同行，又是同事，当年你还给我送过馒头，这关系非比寻常。所以，告诉你实话不妨。在干校的时候，我正在发懵懂，觉得自己着了别人的道儿。像我这样学科学方法的人，也有这种念头，实在叫人难以置信。但是想到我在大陆遇到的这些事，又是血肿，又是托派，又是满头大包，实在比迷信还古怪。还有一件更古怪的事：每天下工以后，床上必有一张纸条。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得罪了人，正在受捉弄。第一个可疑分子就是我大学时同宿舍的印度师兄。有一回我嫌他在房间里点神香，就钻到厕所里弄点声音给他听，一连扳了七八下抽水马桶。这下把他得罪了，他就叫我做起噩梦来，一梦三年不得醒转。既然碰上了这样的非自然力，还是乖乖屈服为好，免得吃更大的苦头。李先生在干校里的事就是这样。

李先生在下干校时，我在云南插队，认识了陈清扬，不再把线条放在心上，但是有时还想到贺先生的事。我想出了贺先生为什么临死时要叫小孩走开，这是因为在他死时，不喜欢有人看。

“文革”前，矿院有个俱乐部，夏天的晚上，从八点到十一点，一直亮着灯，备有扑克象棋等等。那里有吊扇，沙发上还铺了花边，既凉快，又宽敞。每天晚上我都到那里去下棋。有一天人家告诉贺先生说，王二的棋非常厉害。贺先生头发油黑（是染的），指甲修过，声音浑厚，非常体面。他的棋也好，却下不过我。但是他常来找我下棋，输了也不以为羞。

贺先生死时，头发半截黑半截白，非常难看。两只手别在后面，脖子窝着，姿势不自然。总的来说，他死时像个土拨鼠。贺先生肯定预见到自己死后的样子不好，所以不想让人看见。

贺先生的尸体被收走后，脑子还在地上。警察对矿院的人说，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来处理。矿院的人想了想说：那就让家属来处理好啦。留下几个人看尸体，别人一哄而散。等到天色昏暗，家属还不来，那几个人就发了火，说道：爱来不来，咱们也走，留下这些东西喂乌鸦。天将黑时起了风，冷得很。

在云南时，我又想起了贺先生的另一件事。验尸时看见，贺先生那杆大枪又粗又长，完全竖起来了。假如在做爱前想起这件事，就会欲念全消，一点不想干。

我在美国时，常见到李先生的印度师兄。他是我的系主任，又是我的导师。所以严格地讲，他既是我师父，李先生就是我师叔，线条就是我师婶。我和李先生称兄道弟，已是乱了辈分，何况我还对李先生说：线条原该是我老婆。不过在美国可不讲究这个。我早把导师的名字忘了，而且从来就没记住。他的名字着实难念，第一次去见他，我在他办公室外看了半天牌子，然后进去说：老师，您的名字我会拼了，能教教我怎么念吗？每回去见他，都要请他教我念名字，到现在也不会念。好在我根本不认他是我师父——这样线条也不是我的师婶。

我不认这位印度师父，还因为他实在古怪，和你说着话，忽然就会入定，叫也叫不醒。上课时讲科学，下了课聚一帮老美念喇嘛教的经，还老让别人摸他的脑袋，因为达赖喇嘛给他摸过顶。虽然这么胡闹，学校还是拿他当宝贝。这是因为人家出过有名的书。照我看他书出得越多，就越可疑。李先生疑他和龟头血肿有关系，不是没有道理。

李先生告诉我说，他在大陆的遭遇，最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在干校挨老农民的打。当时人家叫他去守夜，特别关照说，附近的农民老来偷粪，如果遇上了，一定要扭住，看看谁在干这不屙而获的事。李先生坚决执行，结果在腰上挨了一扁担，几乎打瘫痪了。事后想起来，这件事好不古怪。堂堂一个doctor，居然会为了争东西和人打起来，而这些东西居然是些屎，shit！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大粪。“如果这不是做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克郎转世了！”

后来我离开了云南，到京郊插队，这时还是经常想起贺先生。他刚死的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在食堂背后煤堆上聚了几回，讨论贺先生直了的事。有人认为，贺先生是直了以后跳下来的。有人认为，他是在半空中直的。还有人认为，他是脑袋撞地撞直了的。我持第二种意见。

我以为贺先生在半空中，一定感到自己像一颗飞机上落下来的炸弹。耳畔风声呼呼，地面逐渐接近，心脏狂跳不止，那落地的“砰”的一声，已经在心里响过了。贺先生既然要死，那么他一定把一切都想过了。他一定能体会到死亡的惨烈，也一定能体会死去时那种空前绝后的快感。

我在京郊插队时，我们家从干校回来过一次。和贺先生关过一个小屋的刘老先生也从干校回来，住在我家隔壁。我问刘老先生，贺先生有何遗言。刘老先生说，贺先生死时我不在呀，上厕所去了。要是在，还不拉住他？到了贺先生跳下去以后，脑子都撞了出来，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遗言。故而贺先生死前在想些什么后来就无法考证，也就没法知道他为什么直了。

贺先生死那天晚上，半夜两点钟，我又从床上起来，到贺先生死掉的地方去。我知道我们院里有很多野猫，常在夏夜里叫春，老松树上还常落着些乌鸦，常在黄昏时哇哇地叫。所以我想，这时肯定有些动物在享用贺先生的脑子。想到这些事我就睡不着，睡不着就要手淫，手淫伤身体。所以我走了出去。转过了一个楼角，到了那个地方，看到一幅景象几乎把我的苦胆吓破。只见地上星星点点，点了几十支蜡烛。蜡烛光摇摇晃晃，照着几十个粉笔圈，粉笔圈里是那些脑子，也摇摇晃晃的，好像要跑出来。在烛光一侧，蹲着一个巨大的身影，这整个场面好像是有人在行巫术，要把贺先生救活，后来别人说王二胆子大，都是二三十岁以后的事。十七岁时胆力未坚，遭这一吓，差点转身就跑。

我之所以没有跑掉，是因为听见有人说：小同学，你要过路吗？过来吧。小心一点，别踩了。我仔细一看，蜡烛光摇晃，是风吹的；对面的人影大，是烛光从底下照的。粉笔圈是白天警察照相时画的。贺先生的脑子一点也没动。因此我胆子也大了，慢慢走过去。对面的人有四十多岁，是贺先生的大儿子。他不住院里，有点面生，但是认识。他披了一件棉大衣，脚下放了一只手提包，敞着拉锁。包里全是蜡烛。我问他：白天怎么没看见你？他不说话，掏出烟来吸。手哆里哆嗦，点不着火。我接过火柴，给他点上了烟。然后在他身边蹲下，说：我和贺先生下过棋。他还是不说话。后来我说：已经验过尸啦。他忽然说道：小同学，你不知道。根本没验过。根本没仔细验过。说着说着忽然噎住。然后他说：小同学，你走吧。

我慢慢走回家去，那天夜里没有月亮，但有星光。对于我这样在那些年里走惯夜路的人来说，这点亮足够了。我在想，贺先生家里的人到底想怎样？反正贺先生死了，再也活不了。但是想到贺先生家里那些人，我就觉得很伤心。

贺先生的儿女们在寒风里看守着那些脑浆，没有人搭理他们，那些脑浆逐渐干瘪下去。到后来收拾的时候，有一些已经板结了。所以后来贺先生的脑子有很大一部分永久地附着在水泥地上了。告诉我贺先生遗言的刘老先生也死了。在刘老先生生前，我对他没有一点好印象。这老头子在棋盘上老悔棋，明明下不过，却死不认输。我不乐意说死人坏话，但我不说出来，别人怎能知道呢？他嘴极臭，正对着人说话时，谁也受不了。

有关贺先生直了的事，我还有一点补充。不管他是在什么时候直了的，都只说明一件事：在贺先生身上，还有很多的生命力。别的什么都不说明。

流年似水，转眼到了不惑之年。我和大家一样，对周围的事逐渐司空见惯。过去的事过去了，未过去的事也不能叫我惊讶。只有李先生龟头血肿和贺先生的事，至今不能忘。

那一年冬天，北京没一个好天，看不见太阳。那时候矿院是个一公里见方的大院子，其中三分之二的地方是松树林。那时候有好多人（革命师生，革命职工）从四面八方来到矿院，吃了窝窝头找不到厕所，在松林里屙野屎，屙出的屎橛子粗得吓死人。那时候，矿院的墙上大字报层层板结，贴到一尺厚，然后轰的一声巨响，塌下一层来。许由的奶奶活了七十八岁，碰上脑后塌大字报，被这种声音吓死啦。那时矿院里有好多高音喇叭，日日夜夜响个不停。后来我们的同龄人都学不好英文：耳朵不好，听不见清辅音。那时候烂纸特多，有很多捡烂纸的孩子，驾着自制的小车，在马路上做优美之滑行。那时有很多疯子被放出来，并且受到崇拜。那时我刚过了有志之年，瞪大了眼睛，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如果我要把这一切写出来，就要用史笔。我现在还没有这种笔。所以我叙述我的似水流年，就只能谈谈龟头血肿和贺先生跳楼，这两件事都没在我身上发生（真是万幸），但也和我大有关系。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谈一点别的事情。我和许由造炸药，落到了保卫组手里，当时我身上有一篇小说的手稿，是我和我们院里的小秀才鸡头合著。王二署名不执笔，执笔的是鸡头。他犯了大错误，写小说用了真名，里面谈到了矿院诸好汉的名次，还提到了我们的各种丰功伟绩，飞檐走壁、抛砖打瓦之类。最不该的是把我砸凤师傅窗子的事都写上了，而后来我正是落到了凤师傅的手里，他把我的腰都打坏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写小说不可以用真名，尤其是小说里的正面人物。所以在本书里，没有一个名字是真的。小转铃可能不是小转铃，她是永乐大钟。王二不是王二，他是李麻子。矿院不是矿院，它是中山医学院。线条也不是线条，她是大麻包。李先生后来去的地方，也可能不是安阳，而是中国的另一个地方。人名不真，地点不真，唯一真实的是我写到的事。不管是龟头血肿还是贺先生跳楼，都是真的，我编这种事干什么？

七二年底李先生被发到河南安阳小煤窑当会计。河南的冬天漫天的风沙，水沟里流着黑色的水，水边结着白色的冰。往沟里看时，会发现沟底灰色的沙砾中混有黑色的小方块。这些小方块就是煤。水是从地下流出来的，地下有煤，所以带出了这种东西。一阵狂风过去之后，背风的地方积下了尘埃。在尘埃的面上，罩着黑色的细粉。这件事也合乎道理，因为风从铁路边上煤场吹过来，就会把粉煤吹起来。早上他从宿舍到会计室去，路上见到了这些，觉得一切井然有序，不像在梦里。

李先生那个时候对一切都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李先生到会计室上班时，头上总戴一顶软塌塌的毡帽。这种帽子的帽边可以放下来，罩住整个面部，使头部完全暖和起来。这种感觉是好的。李先生喜欢，乐意，并且渴望一天到晚用毡帽罩住头部。因为河南冬天太冷，煤矿又在山上。虽然有煤烧，但是房子盖得不好，漏风，所以屋里也冷。但是科长看见他在屋里戴着毡帽，就会勃然大怒：你别弄这个鬼样子吓我好不好？说着就会把他头上的帽子一把揪下来。这件事完全不合道理。

李先生去上班，身上穿蓝色大衣。这衣服非常大，不花钱就拿到了。这件事非常之好，虽然不合道理。给他这件大衣的是矿上的劳资科长，一个广东人。李先生见了他倍感亲切，这是因为李先生所会的三种语言中，广东话仅次于英语。他就想和他讲粤语。劳资科长说：你这个“同机”不要和我讲广东话啦，别人会以为我们在骂他啦。这非常合理，在美国也是这样子的。不能在老美面前讲中国话。广东科长给了他这件大衣，说是劳保。李先生问，何谓劳保？广东科长说：劳保就系国家对你的关怀啦。这个话不大明白，李先生也不深问。劳保里还有些怪东西，橡胶雨衣，半胶手套，防尘口罩等等。李先生问了一句：我不下井，发我这些干什么？旁边有个人就猛翻白眼说：想下井？容易！李先生赶紧不言语了。在干校学习了两年，到底学会了一点东西。

李先生上班时也穿着这件大衣不脱。科长苦着脸看他，直到李先生被看毛了才说：很冷吗，你这么捂着？真的很冷？遇到这种情形，李先生也不答话，只是走到窗前，仔细看看温度表。看完后心里有了底，就走回来坐下来。科长也跟着走过去，看看温度表，说道：十五度。我还以为咱们屋是冷库呢！

李先生知道，放蔬菜的冷库就是十五度，谁说不冷？但是他不说。在噩梦里，说什么就有什么。假如把这话说了出来，周围马上变成冷库，自己马上变成一颗洋葱也不一定。在干校里已经学会了很多，比如上厕所捏着鼻子，下午一定会被派挑屎，臭到半死。科长说十五度不冷，李先生已有十分的把握——假如一时不察，顺嘴说出不满的话，大祸必随之而至。李先生暗想：“这肯定是我的印度师兄想把我变成洋葱！”

在一九七三年，李先生对他的印度师兄的把戏已谙然于胸，那就是说什么来什么，灵验无比。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就是人家叫你干啥，不要拒绝；遇上不舒服不好受的事应该忍受，不要抱怨。只要严守这两条，师兄也莫奈他何。

李先生上班时脚上穿双大毛窝。他不适应北方气候，年年长冻疮。以前在美国，天也有冷的时候，那时不长冻疮。毫无疑问，这必是印度师兄搞的鬼。李先生认为，印度师兄这一手不漂亮。别的事印度人搞得很漂亮。比方说，龟头血肿，一个极可笑的恶作剧。满头起大包也想得好。有些地方师兄的想象力叫人叹为观止，包括叫他流落到河南安阳，中国肯定没有这么个地方。但是地名想得好：安阳。多像中国的地名啊！我要是个印度人，准想不出这么个地名来。但是长冻疮不好，一点不像真的。将来见了我也不好解释。别的事都是开玩笑，出于幽默感，冻疮里没有幽默感，只有恶意。

李先生并不是死心塌地地相信眼前是一个噩梦或是印度人的骗局。那天早上到会计室上班，顶着很大的风。风里夹着沙粒，带来粗粝的感觉。说印度人能想出这样的感觉，实在叫人难以置信。风从电线、树枝、草丛上刮过，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说，这声音是印度人想出的，也叫人不敢信。人类在一个时间只能想一件事，不可能同时造出好几种声音。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印度人的安排，那么也是借助了自然的力量。这就是说，眼前的一切，既有真实的成分，也有虚构的成分。困难的是如何辨认，哪一些是虚构，哪一些是真实。

那天早上李先生到会计室上班，科长不在，他有如释重负之感。那个科长非常古板，一天到晚地找麻烦。李先生不会打算盘，要算时总是心算。他的心算速度非常之快，而且从不出错。但是科长不但强迫他把算盘放在桌上，而且强迫他在算账时不停地拨算盘珠。所以他见到科长不在，就赶快把算盘收起来，他一见到这东西就要发疯。

如果算盘放在他面前，李先生就忍不住琢磨，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在他看来，那东西好像是佛珠一类的东西，算账时要不停地捻动，以示郑重。但是这佛珠的样子，真是太他妈的复杂了，简直不是人想出来的。然后他把脚跷在桌上，舒舒服服地坐着，把今天早上的所见仔细盘算一番。他觉得只要科长不在，别的人也不在，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一切都比较贴近于自然。而当他们出现时，一切都好像出于印度师兄的安排。这种安排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他逼疯。其实他也没干什么坏事，不过是多扳了几下抽水马桶而已。为了这点小事把他灭掉，这印度人也太黑了！

李先生后来说，他觉得那时候自己快发疯了。一方面，他不脱科学方法论的积习，努力辨认眼前的事，前因如何，后果如何，如何发生，如何结束，尽量给出一个与印度师兄无关的解释。另一方面，不管他怎么努力，最后总要想到印度人身上去。到了这时，就觉得要发疯：想想看，我们俩同窗数年，感情不错，他竟如此害我！唯一能防止他疯掉的，是他经常在心里长叹一声说：唉！姑妄听之吧。然后就什么也不想了。

那天早上有人到会计室来，告诉李先生，山下有人找。李先生锁上门，往山下走，老远看见矿机关那片白房子。当时他精神比较好，又恢复了格物致知的老毛病，想到：

这片房子在山的阳面，气候较好。比较干燥，冬天也暖和。而且是在山下，从外面回来不必爬山。把全矿的党、政、工、团放在那里，十分适宜。而全矿的大部分房子都在上面一条山沟里，又黑又潮，这也合乎道理，因为坑口在山沟里。你总不能让工人爬四百级台阶上来上班，这样到了工作现场（掌子面），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干活了。所以这一个矿分了两个地方，是合乎情理的，并不可疑。

山下的房子雪白的墙面，灰色的瓦面，很好看，这也合乎道理。因为那是全矿的门面嘛。但是走近了一看，就不是那么好。雪白的只是面上的一层灰。灰面剥落之处，裸露出墙的本体，是黄泥的大块（土坯——王二注）。仰头一看，屋檐下的椽子都没上漆，因为风化之故，木头发黑。窗上玻璃有些是两片乃至三片拼出来的，门窗上涂的漆很薄，连木纹都遮不住。这也不难解释，矿上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有关矿上的经济情况，矿长知道的应该是最多。他说：同志们，要注意勤俭节约。我们是地方国营嘛。地方国营是什么，相当难猜，但也不是毫无头绪。在一些香烟和火柴盒上，常见这字样。凡有了这四个字的，质量就不好，价格也不贵。在美国也是这样，大的有名的公司，商品品质好，卖得也贵。小的没名的公司，东西便宜，货也不好。在超级市场里有些货是白牌，大概也是地方国营。可以想见地方国营的煤矿，经济上不会宽裕，办公的房子也就很平常。

就是不知道地方国营是什么意思，李先生也能猜出矿的经济状况。井下还是打钎子放炮，有两辆电瓶车，三天两头坏。坏时李先生就不当会计，去帮着修电瓶车。李先生说，我可不会修电瓶。可是人家说：管你会不会，反正你是矿院下来的，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吧。在一边蹲着，出出主意。这是因为电瓶车坏了，井下的煤就得用人力推出来。要是大电机坏了，连医务室的大夫也得到一边蹲着去。她百无聊赖，就给大家听听肺。试想一个矿，雇不起工程师，把会计和医生拉去修电机，这是何等的困境。矿里还有三台汽车，有一台肯定在美国的工业博物馆里见过。这件事想不得，一想就想到印度师兄身上去。

李先生走到矿上会议室门前时，精神相当稳定，这是因为早上格物致知大获成功。像这样下去，他的心理很快就会正常，不再是傻头傻脑的样子。假如是这样，线条见他不像E.T.，也许就不会喜欢他。不喜欢就不会嫁，这样现在我可能还有机会娶她为妻。然而岁月如流，一切都已发生过了。发生过的事再也没有改变的余地。

李先生走进会议室，这是一间大房子，里面有好大一个方桌。桌边上坐着两个人。一位是副矿长，另一位是个女孩子，穿件军大衣，敞着衣扣；里面穿着蓝制服，领口露出一截鲜红的毛衣。她的皮肤很白，桃形脸，眼睛水汪汪；嘴巴很小，嘴唇很红，长得很漂亮。这件事不难理解：矿上来了个漂亮女孩子，说是来找人，副矿长出来陪着坐坐，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是她来找我干吗？仔细一看，这姑娘是认识的。在矿院，在干校都见过。但是不知她叫什么名字。那女孩抬头看见李先生，就清脆地叫了一声：舅舅！李先生就犯起晕来：怎么？我是她舅舅？我没有姐妹，甥从何来？副矿长说：你们舅甥见面，我就不打搅了。李先生心想：你也说我是她舅舅？线条（这女孩就是线条。这两人以舅娶甥，真禽兽也！——王二注）说：叔叔再见。等他出了门，李先生就问：我真是你舅舅？线条出手如电，在他臂上狠拧了一把，说：我操你妈！你充什么大辈呀你！我是线条呀！李先生想：外甥女操舅舅的妈，岂不是要冒犯外祖母吗？姑妄听之吧。

然而线条这个名字却不陌生。在干校时，每天收工回来，枕头下面都有一张署名线条的纸条子。这是线条趁大家出工时溜进去塞的，以表示她对李先生的爱慕之心。有的写得很一般：

龟头血肿，我爱你！——线条。

我亲爱的大龟头：我很想你。你也想我吗？——线条。

有的写得极简约，几乎不可解：

李先生见了这些条子，更觉得自己在做梦。

对于线条的为人，除了前面的叙述，还有一点补充。此人什么话都敢说，“文革”里，除了操，还常说一个字，与逼迫的逼字同音不同形。当了教授太太后，脏字没有了，也只是不说中文脏字。现在在我院英语教研室工作。有一回给部里办的出国速成班上课，管学生（其实是个挺大的官）叫silly cunt。那一回院里给她记了一过。还叫她写检查。她检讨道：我是怕他出国后吃亏，故此先教他记着。该同志出国后，准有人叫他silly cunt，因为他的确是个silly cunt！院长看了这份检查，也没说什么。大概也是想：姑妄听之吧。

线条说，在干校时她已爱上了李先生，但是没有机会和他接近。后来李先生被分配到了河南，她就尾随而去。当然，这么做并不容易，但正如她自己所说，有志者事竟成。她靠她爸爸的老关系到安阳当了护士，然后打听到龟头血肿的所在地，然后把自己送上门去。这一切她都做了周密的计划，包括管李先生叫舅舅。最后他们俩终于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这是在矿山的小山沟里。这也是计划中的事。她突然对准龟头血肿说：我要和你好！这是计划中关键的一步。说完了她抬起头来，看李先生的脸。这时她发现李先生的表现完全在意料之外：他把眼闭上了。这时她开始忐忑不安：龟头血肿这家伙，他不至于不要我吧？

李先生说，他琢磨了好半天，觉得此事是个圈套。这十之八九是印度师兄的安排。怎么忽然跳出个漂亮女孩子来，说她要跟我好？他琢磨了好半天，决定还是问问明白。于是他睁开眼睛，说道：什么意思？问得线条很不好意思，很难受。她发了半天的窘才说：什么意思？做你老婆呗。

不少人听说我会写小说，就找上门来，述说自己的爱情故事。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爱情可以写入小说，甚至载入史册。对此我是来者不拒。不过当我把这些故事写入小说时，全是用男性第一人称。一方面驾轻就熟，另一方面我也过过干瘾。但是写李先生的爱情故事我不用第一人称，因为它是我的伤心之事。线条原该是我老婆的，可她成了龟头血肿夫人！

线条说了“做你老婆呗”，心里忽然一动。说实在的，以前她可没想过要做龟头血肿夫人。她想的不过是要和李先生玩一玩，甚至是要耍耍李先生。可是李先生说你可要慎重时，她就动了火，说：就是要做你老婆！你以为我不敢吗！因此悲剧就发生了。李先生又说：这事可不是开玩笑。线条就说：我真想抽你一嘴巴。李先生就想：姑且由之吧。

后来李先生说，在我这一方面，当然不会发生问题。别的没有说。线条则凶巴巴地说，我这一方面更不会发生问题。忽然她惊叫起来：不得了，十一点半了。我得去赶汽车。原来从安阳来的就这一班车。早上开过去，中午十二点开回来。如果误了，等两天才有下一班。她赶紧告诉李先生怎么去找她，还告诉他去时别忘了说，他是她舅舅。说完了这些话，就跑步去赶车。为了跑得快一点，还把大衣脱下来，叫李先生拿着。线条就这么跑掉了。如果不是这件大衣，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因为李先生觉得忽然跳出一个大姑娘要做他老婆，恐怕是个白日梦。他对世界上是否存在线条都有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敢冒险跑到安阳去。假如坐了三个多钟头的长途车到了安阳，结果发现是印度师兄的恶作剧，他就难免要撒癔症。有了这大衣就有了某种保证，使他敢到安阳去。找到线条固然好，找不到线条也不坏，可以把大衣据为己有。

李先生说到当日的情形时指出，那个自称要做他老婆的小姑娘，和他说了没几句，就忽然不见了。等他跑出山沟，只见一个人影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公路绝尘而去，而远处的公路上一辆客车正在开来。过了一秒钟，就起了一阵风沙，什么都看不见（李先生高度近视，戴两个瓶子底——王二注）；再过一秒钟，风沙散去，连人带车什么都没了。这些事活脱脱像白日见鬼。那时他不知道线条是四八百、一千五的好手，而且她还有骤然开始飞奔的暴走症。关于前一点，不但有她过去历年在中学生运动会上的成绩为证，而且可以从体形上看出来。她的体形不像黄人，也不像白人，甚至不像黑人，只像电视里体育节目中奔在长跑跑道前面的那种人。假如晚生二十年，人家绝不会容她跑到河南去胡闹，而是把她撵到运动场上去，让她拿金牌升国旗——这些事比龟头血肿重要。

关于后一点，虽然暴走症是我杜撰的，但线条的确因为在我们院里滥用轻功，引起了很大议论。现在她已经是四十岁的女人，正是老来俏的时候，她却不穿高跟鞋。夏天她穿不住运动鞋，就穿软底的凉鞋。头发剪得不能再短，不戴任何首饰（首饰不但影响速度，而且容易跑丢了，造成损失——王二注）；在学校的草坪上和人聊天，忽然发现上课的时间已到，于是她把绸上衣的下襟系在腰间，把西装裙反卷上来，露出黑色真丝三角裤，还有又细又长肌肉坚实绝不似半老徐娘所有的两条腿，开始狂奔。中国教员见了这副景象，个个脸色苍白。那些西装革履手提皮箱的外籍教员见了，却高叫道：李太太——！fucking——good！一个个把领带往后一掉，好像要上吊似的，就跟在后面跑出来。

在这一节里，我们说到了线条对李先生初吐情愫的情形，谈到了她把大衣放在李先生手里，跑步去追汽车。由此又谈到线条有暴走的毛病。夏天她暴走之时，两条玉腿完全出笼。这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俩一块去游泳。在这里要做些说明。她从水池里爬上来——在池沿上用双臂支撑——然后爬上岸。真正说明问题的是支撑那一瞬间。那一瞬间我看见的是由上到下流畅的线条，这些线条从十七岁以来就没有变。如果仔细分辨，可以看出乳房大了一点。但这也是往好里变。线条那两个乳房，原来不够大。考虑到她是属于苗条快速的类型，还是嫌小。现在则无可挑剔了。我不能相信像她这样的女人会一辈子忠于龟头血肿，而且我们俩从十七岁就相爱，居然没做过爱，这事实在不对。所以我就说：假如你想红杏出墙的话，可别忘了我呀。

线条听了这话，愣了一下才说：假如你的话只是称赞我美，那我很高兴，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到了四十还能得到这样的赞美，真是过瘾。假如还有别的意思的话，我要抽你一个嘴巴。当然，假如你不在意的话。要是你在意就不抽。二十多年的老友，可别为一个嘴巴翻脸。你到底是哪种意思？我当然不想挨耳光，就说：当然是头一种意思。不过我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只不过是因为早就下了决心，除龟头血肿，一辈子不和别的男人睡觉。

线条这家伙就是这样，干的事又疯又傻。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发疯，但是依然要发疯。这是因为她觉得疯一点过瘾。这种借酒撒疯的事别人也描写过，比如老萧（萧伯纳——王二注）就写过这么一出，参见《卖花女》（又名《匹克梅梁》——王二注）——卖花女伊丽莎白去找息金斯教授，求他收她为学生一场。在场人物除上述二人，还有一个老妈子别斯太太，一个辟克林上校。别斯太太心里明白，一个大学教授，收个没文化的卖花女当学生是发疯，而且是借酒撒疯。因为那姑娘虽然很脏，洗干净了准相当水灵。所以她对上校说：

先生，您别唆着我们东家借酒撒疯！

息金斯听了说道：人生是做吗？！可不就是借酒撒疯嘛。想撒疯还撒不起来哪！借酒撒疯，别斯太太，你可真哏！

编辑先生会觉得这段话里错字特多。其实不然，那息金斯的特长是会讲各路乡谈，一高兴就讲起了天津话。题外的话说得太远了。我说的是线条的事，她一辈子都在借酒撒疯。

以下的事主要是线条告诉我的。她从煤矿回来，只过了两天，龟头血肿就跟踪而至，送还大衣。那天线条的同宿舍的舍友也在。不但在，而且那女孩还歇班。外面刮着极大的黄风，天地之间好似煮沸了的一锅小米粥一样。这种天气不好打发别人出去。何况已经说了，龟头血肿是她舅舅，来了舅舅就撵人出去，没这个道理。线条只好装成个甜甜的外甥女，给龟头血肿削苹果。然后带他去吃饭，到处对人介绍说：我舅舅！别人说：不像。线条就说：我也不像我妈。别人说：太年轻。线条说：这是我小舅舅。别人又说：你怎么对舅舅一点不尊重？线条说：我小舅在我家长大，小时候一块玩的。到了没人的地方就对李先生瞪眼，说：你刚才臭美什么？你以为我真是你外甥女？

到了下午李先生回矿，线条送他出来时才有机会单独说话。线条叫他下礼拜天黑以后来，那一天同屋的上夜班。来的时候千万别叫人看见。然后她就回去等下星期天。李先生着实犹豫去不去，因为要想在晚上到安阳，只能坐火车，下车九点了。鬼才知道线条留不留他住。没有出差证明，住不上旅馆，在候车室蹲一夜可就糟了。李先生南国所生，最怕挨冻，要他在没生火的房子里待一夜，他宁可在盛暑时分挑一天大粪，而且他对这件事还是将信将疑。但是李先生还是来了。线条说起这件事，就扁扁她那张小嘴：我们龟头对人可好啦。

线条说，李先生和她好之前，保持了完全的童贞。男人的这种话，他一说你就一听，反正没有处女膜那回事。但是线条对此深信不疑。据李先生自己说，在和线条好之前，只和高一年的一位女同学date了几次，而且始终是规规矩矩的。这件事我在美国调查过，完全属实。我的这位师姑和我的老师不是本科的同学，也不是硕士班的同学。当时是七十年代以前，试想一个美国女孩，假如不是长得没法看，怎么当上了理科的博士生？她又矮又肥，两人并肩坐时，还会放出肥人的屁来，可以结结实实臭死人。李先生说：我也嫌她难看，但我怎么也不忍伤了一个女孩子的心，所以不能拒绝她。

其实李先生是个情种，他对线条的忠诚是实，我不便加以诋毁。但是别的女人要是作出可怜的样子来勾引他，他就靠不住了。我知道他教的研究生班里，有个女孩子漂亮得出奇，也笨得出奇，考试不及格时哭得如雨打梨花。等到补考时，李先生对我说，你给她辅导一下。然后假装不经意，把题全告诉了我。我自己把它们做了出来，把答案给了那女孩，说：背下来。假如再不及格，你就死吧。她就这样考了六十分。根据这个事实可以推导出，假如有个女人对李先生说，你不和我性交我就死！他一定把持不住。

李先生成为革命者也是因为他心软，不但见不得女人的眼泪，而且见不得别人的苦难。他老念格瓦拉的一句话：我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他就这样上了师姑的钩。后来该师姑又哭着说，你就是个黑人，我也不跟你吹。怎奈黄的和白的配出来，真是太难看！其实黄白混血，只是很小时不好看。大了以后，个顶个的好看，就如皮光缩肚的西瓜，个个黑籽红瓤。师姑的说法以偏概全，强词夺理，李先生居然就信了，白闻了不少臭屁。现在该师姑在母校任教，嫁了个血统极杂的拉美人，生了一些孩子，全都奇形怪状。

现在要谈到线条与李先生幽会的事。为了保持故事的完整，本节的下余部分将完全是第三人称，没有任何插话。

李先生第二次到线条那里的日子，不但是星期天，而且是12月31日。那天刮起了大风。风把天吹黄了，屋里的灯光蓝荧荧。线条住的房子是一座石板顶的二层洋楼，原来相当体面，现在住得乱七八糟，有七八家人，还有女单身宿舍，所以就把房子改造了一下，除原有的大门外，又开了一个门，直通线条一楼住的房间，那房子相当大，窑洞式的窗子，在大风的冲击下，玻璃乒乓响。和她同屋的人上夜班，黄昏时分走了。

如前所述，线条住的房子很大，有三米来宽，八九米长。这大概是原来房主打台球的地方。整个安阳大概也只有这么一座够体面的洋房，但是原来的房主早就不在了。后来的房主也不知到了哪里。但是这间房子里堆着他们的东西，箱子柜子穿衣镜等等，占去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地方，要不偌大的房子不会只住两个姑娘。屋子正中挂了一盏水银灯，就是城市里用来做路灯的那种东西。一般很少安在家里。这种灯太费电，而且太耀眼。但是在这里没有这些问题。因为这里是单身宿舍，烧的是公家的电。这里住了两个未婚姑娘，电工肯给她们安任何灯，丫头片子不怕晃眼。除了这些东西，就是两张铁管单人床。

傍晚时分线条就活跃起来。她打了两桶水放在角落里，又把床上的干净床单收起来，铺上一张待洗的床单。这是因为上次李先生来，在雪白的床单上一坐，就是一幅水墨荷叶。线条倒不在乎洗被单，主要的是，不能让人看出这房里来过人。故此她不但换了被单，而且换了枕巾。别人的床上也盖了一张脏被头。除此之外，她还换了一件脏上衣。这样布置，堪称万全。做完了这些事，她就坐下等待。天光刚刚完全消失（这间房子朝西，看得很清楚），大概是晚上八点。现在李先生刚下火车，正顶着大风朝这里行进。这段路平常要走四十分，今天要一小时以上。线条站起来，走到窗前往外看。什么也看不见。她把窗帘仔细拉上了。

线条又回来，坐在床上等李先生。听着窗外的风声，她想到，李先生来一趟太不容易了。下回我到矿上去找他。但是这一回也不能让她安心。于是她在床下待洗的衣服堆里拣了一件脏衬衣，走到穿衣镜面前，透过上面的积尘，久久地看着自己。她拣了一块布，把镜子擦了擦，就在镜前脱起衣服来。在把那件脏衬衣穿上之前，她看着镜子说了一句话：这么好的身体交给龟头血肿去玩，我是不是发了疯？

晚上李先生走到线条门前时，他比她预见的要黑得多。这是因为李先生到火车站去，经过了煤场。当时正好有一阵旋风在那里肆虐。走过去以后，李先生的模样就和从井下刚出来时差不多了。然后他又从火车上下来，走了很远的路，几乎被冷风把耳朵割去。虽然人皆有好色之心，但是被冷风一吹，李先生的这种心就没了。他想的只是：我要是不去，那女孩子会伤心。

李先生当时不但黑，而且困得要死。时近年底，矿上挖出的煤却不多，还不到任务的三分之一。所以矿上组织了会战，把所有的人都撵下井去，一定要在新年到来之前多挖些煤出来。开头是八小时一班，后来变了十二小时一班，然后变成十六小时一班，最后没班没点，都不放上井来，饭在下面吃，困极了就在下面打个盹。如此熬了三十六小时（本来想熬到新年的，那样可以打破会战纪录）之后，因为工人太累，精力不集中，出了事故，死了一个人。矿领导有点泄气，把人都放上来。李先生推了三十小时的矿车，刚上来洗了澡，天就到了下午。他在火车上打了一会盹，完全不够。所以他站在线条门前时，睡眼惺忪。

晚上李先生到来之前，线条坐在床上想：龟头血肿虽然好玩，这一回可别玩得太过分。虽然她说过，要做龟头血肿的老婆，但是要是能不做当然好啦。这种心理和任何女人逛商店时的心理是一样的：又想少花钱，又想多买东西。更好的比方是说，像那些天生丽质的少女：又想体会恋爱的快乐，又不想结婚。然而她的心理和上述两种女人心理都不完全一样。龟头血肿之于线条，既不是商店里的商品，也不是可供体会快乐的恋人，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东西。

李先生进了线条的门，迷迷糊糊说了声：你这里真暖和。然后他打了个大呵欠，又说：你好，线条。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上帝保佑你。他实在是困糊涂了，说话全不经过大脑。假如经过了大脑，就会想到：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地。假如有上帝，他老人家也不管这一方的事，正如他老人家管不了霍梅尼。

晚上李先生到来之后，线条让他洗了脸，又叫他刷牙。李先生带着姑且由之的态度，照做了。此时她看着李先生那张毛扎扎的嘴，心里想：万一他要和我接吻，我就拒绝好啦。不必叫他刷牙。后来听见外面风响，又想到他今天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他要接吻也不好拒绝的，让他刷刷吧。现在李先生连牙缝里都是煤，被他亲上几下就成了蜡染布啦。

线条的这些想法，都以“够意思”为准则。“文革”里我们都以“够意思”为准则，这话就如美国人常说的“be reasonable”，但是意思稍有区别。美国人说的是，要像一位诚实的商人一样，而我们说的是：要像一个好样的土匪。具体到线条这个例子，就是她要像一位好样的女土匪对男土匪那样对待李先生。

对于线条的够意思，还有如下补充。六八年夏天，正兴换纪念章（纪念章三个字怪得很。当时还没死嘛，何来纪念？——王二注），海淀一带，有几处人群聚集，好像跳蚤市场。线条常到那些地方去。除了换纪念章，那儿也是拍婆子的地方。有人对线条有了拍拖之心，就上前纠缠。线条嫣然一笑，展开手中的折扇。扇面上有极好的两个隶字（我写的——王二注），“有主”！那时是二十二年前，线条是个清丽脱俗的小姑娘，笑起来很好看。

假如对方继续纠缠，线条就变了脸，娇斥一声：“王二，打丫的！”王二立刻跳出来，揪住对方就打。假如对方有伙伴，王二也有伙伴，那就是许由。许由一出场，就是流血事件。他是海淀有名的凶神。然后我们送打伤的人上医院，如果伤得厉害，以后还要请吃饭。这就是够意思了。

李先生刷牙时，线条正在想，自己要够意思。但是她也想到了，够意思也要有止境。这个止境是个含混的概念。假如他想动手动脚，一般是不答应。但是也有答应的可能，所以线条做了这种准备。假如李先生想要她的贞节，那就绝无可能。他敢在这事上多废话，就打丫的。当时线条决定和男人玩，但要做一辈子处女。她以为这样最为过瘾。

李先生洗漱完了，他们到床上坐下。原来线条坐着自己的床，李先生坐别人的床，后来她叫李先生过来，坐在她身边。这是因为她看出李先生很疲惫。那被头只能垫住李先生的屁股，万一他往后一倒，就全完了。然后她就研究起李先生来。第一个研究成果是：李先生是招风耳。第二个研究成果是：李先生的毛孔里都是煤。她正要告诉李先生这些事，李先生却说：我想躺下睡一会。说着他就朝一边歪去，还没躺倒就睡着了。线条后来说：“当时我真想宰了他（谋杀亲夫！——王二注）！”

李先生倒下后，打起呼噜来。线条简直想哭。可是她马上就镇定下来：妈的，你睡吧，老娘先来玩玩你！她给他脱了鞋，把他平放在床上，解开他胸前的衣扣和腰带，把手伸了进去，摸着了一大堆破布片（单身汉的衬衣——王二注）。后来她这样形容自己初次爱抚情人的感觉道：把龟头血肿捆在一根木棍上，就是一个墩布。

然而龟头血肿不完全是墩布。把手伸得更深，就摸到了李先生的胸膛。那一瞬间线条几乎叫出来，当然，摸久了也稀松平常，但是第一次摸感觉不一样。李先生的胸上有疏疏落落的毛，又粗又硬，顺胸骨往下，好像摸猪脊梁。这还得是中国猪，外国猪的鬃毛不够硬，不能做刷子。不管李先生的胸毛能不能做刷子，反正线条摸得心花怒放。她一路摸下去，最后摸到了一样东西，好像个大海参。这一下她停下来，想了好半天，终于想到李先生的外号上去。于是她咬着自己的手指说：乖乖，这哪里是器官，分明是杀人的凶器。

一摸到这个地方，李先生就醒了。刚才他在做梦，梦见在矿上，从矿井里出来去洗澡，澡堂里一锅黑泥汤。好多工人光着屁股跳到泥塘里去，其实他梦的全是真实所见的事，只是他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能在一个房顶下，看见了那么多男性生殖器。所以他怀疑自己在做梦，而且怀疑自己是同性恋者。只有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才会看见这种东西。

李先生说，他从睡梦中醒来，感到线条在摸他，倒吓了一跳。那时他看到线条小脸通红，脸上笑盈盈。他刚从梦中醒来，所以觉得，眼前的事不是梦，而且他也不希望是梦。这是他的似水流年，不是我的。岁月如流，就如月在当空，照着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

后来线条叫李先生做了庄严保证：保证不做进一步的非分之想，保证在线条叫他停的时候停下来等等，线条就准许他的手从衣襟底下伸进去。这已经是第二次幽会时的事，和上次隔了一星期。线条说，李先生的手极粗，好像有鳞甲一样。但是透过他的手，还是感到自己的腰很细，乳房很圆，肚皮很平坦。她对这些深为满意。除此之外，感觉也很舒服（但是有些惊恐），这比在班上聊大天好玩多了。

与此同时，我在云南偷农场的菠萝。半夜三更一声不响地摸进去，砍下一个，先放到鼻子下闻闻香不香。要是香的，就放到身后麻袋里，不香就扔掉。我们俩如出一辙，都不走正路。走正路的人在那年月里，连做梦都想着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可是我说：这些受苦人我认得他们是谁吗？再说了，他们受苦，我不受苦？那晚上我一脚踩进了蚂蚁窝，而且我两只脚都得了水田脚气，趾缝里烂得没了皮。那些蚂蚁一齐咬我，像乱箭穿心一样疼。

我们三人里，李先生感觉最好，可是他却想入非非，觉得眼前的感觉不可靠。人要是长了这个心眼，就有点不可救药。当他的手掌从线条乳房上掠过时，感到乳头有点凉冰冰，于是他又动了格物致知的心思：这东西是凉的，对头吗？

李先生迷迷糊糊，手往下边伸去。线条动作奇快，一下子挣脱出来，还推了李先生一把，说道：你好大胆！李先生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线条却说：管你什么意思，反正人家（同宿舍的河南小姑娘）快下班了，你该走了。

“文革”来到之时，有些人高兴，有些人不高兴。刘老先生对我说过，一开头他就想自杀。因为他见那势头，总觉得躲不过去。但是他想到在峨眉酒家还能吃到东坡肘子，又觉得死了太亏。他属于不高兴者，线条属于高兴者，因为那一年我们上初三，她各科全不及格。她爸爸说：考不上高中，你给我到南口林场挖坑去。当时就是这么安置考不上高中者。她妈则说：这院里全是书香门第，还没人去挖坑呢。她叫老头到附中讲讲去。老头则说，我是党委书记，怎能干这种事？那年头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和党性原则都和真的似的。老妈妈实在怕丢人，就找我给线条补功课。实在补不动，差得太远。我王二不但是坏蛋，而且有怜香惜玉之心，所以订下计划，要点如下：

一、线条要考的高中，不是外面的学校，只是本校高中，因此只须参加毕业考，及格就能上。

二、毕业考试上厕所的次数不限。

三、男厕和女厕之间，我已打了一个小洞。

虽然有此万全安排，线条仍然吓到要死。到临考前一星期，她告诉我，已经把月经吓了回去。到临考前三天又告诉我，开始掉头发。但是临考前一天，她把我从床上叫起，口唱革命战歌。原来根据革命需要，中学停课不考试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线条后来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上了研究生。我们学校要是来了有大学问的洋人做讲座，翻译非她不成。那些老外开头只以为她不过是个漂亮女人罢了，聊起来才发现，不管是集合论，递归论，控制论，相对论，新三论老三论，线条无不精通。不但精通，而且著作等身（和李先生联名发表）。那些洋人只好摇头说道：我们国家像李太太这样有才的女人也有，但是长得都不像女人。

现在我们院里的人都说：这有什么奇怪？她是龟头血肿夫人嘛。好像在李先生的精液里，含有无数智力因素，灌溉了线条的智力之花，此说是不对的。有三天前她和小转铃的话为证，地点是在我家的客厅里：

线：铃子，你们还有吗？

线：什么东西？老公干老婆用的东西嘛。橡皮的！condom！我的妈，得了失语症了！（这是英文好的人才得的毛病，不是谁想得就得了的。——王二注）

铃：（不好意思）有是有，全是特号的。

线：那才好哪。我们龟头那玩意可大了！肯定不比你们王二的小。

铃：他不是“我们”。他对我不好！

线：那你治治他，买小号的，两次他就老实了。

由上述对话可知，他们是用避孕套的，智力传染之说可以休矣。我讲这事的目的是要说明，线条原是个性早熟、智力晚熟的家伙，嫁给龟头血肿之前的线条，和以后的线条不一样。

撵走了李先生，线条还有很多事要干。首先是要把床上的脏床单换下来。然后是刷洗李先生喝水的杯子，藏起李先生用过的牙刷和毛巾，因为上面都有煤。然后从隐秘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大的白毛巾。她把所有的衣服全脱光，站到镜子前面去。镜子里站着一位白皙、纤细的少女（有关这个概念，我和线条有过争论。我说她当时已经二十一岁，不算少女。她却说，当时她看起来完全是少女。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她毋宁死。我只好这样写了——王二注）。该少女眼睛水汪汪，皮肤洁白，双腿又直又长。腰非常细，保证玛丽莲·梦露看了都要羡慕。在小腹上，有很小一撮阴毛，虽然面积很小，但是很黑很亮。线条对此非常自豪。她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假如没有的话，就不好看，太多太乱，也是不好。她后来和李先生出国时，租了很多录像带，在录像机上定格比较，发现很多大名鼎鼎的脱星，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她。只有一位克瑞斯透，在十九岁拍的片子里，曾有过如此美丽的腹部（我没看见，不能为她作证——王二注）。

线条还说，在这个美丽的躯体上，有极美的装饰，就是一道道黑色。这位美丽的少女，有绝美的黑色嘴唇。乳房上有黑色的斑纹，小腹上有几条细的条。初看似信手拈来，细看才发现那种惊人的美。要问此美从何而来？这是龟头血肿涂上的煤黑。线条用毛巾蘸了凉水，把黑印一一拭去。然后她洗了脸，漱了口，刷了牙，穿上衣服，出了门，要把脏水倒掉。这个走廊黑糊糊的，线条又不像王二那么胆大。所以当她听见呼呼的声音时，着实吓得够呛。

线条说，那个走廊里没有灯，可是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藏人。听见这声音可把她吓坏了。于是她放下了水桶，悄悄溜了回去，拿了一个大电筒出来。这东西不但可以照亮，还可用来打架，她拿这个东西循声而去。结果找到一段楼梯下，有一块小得不得了的空间。在那块空间里，李先生正以娘胎里的姿势睡觉呢。他那件劳保大衣放在外面，没带进去，这是因为里边塞不下了。线条一看，登时勃然大怒，想道：龟头血肿！不是叫他找大车店睡觉去吗？她想立时把李先生叫起来暴打一顿，然后叫他滚蛋，再也别来。假如这样做了，不但大快人心，而且我现在还有机会。

但是线条没有这么做。她做了另外的决定，所以现在她的户口本上户主一栏上写着李先生的名字。线条那一栏里写着：李某某之妻。这十足肉麻。作了这个决定之后，她就完全堕落了。

在似水流年里线条作了这样的决定，要做龟头血肿之妻，永不反悔。对此我完全不能理解。但是，只要李先生不死，这事不会改变。虽然岁月如流，什么都会过去，但总有些东西发生了就不能抹煞。

李先生听见线条说：你对我干什么都行，他就想起我那位胖师姑来，师姑过去老和他说这话，他只是不懂。到吹了以后，师姑告诉他，那话的意思就是：Make love to me！后来他想，幸亏没听懂。听懂了还能不答应？答应了还能不兑现？每回一想到兑现，就会眼前发黑，要晕死过去。

因为有过上述经历，那天李先生听了这话，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他直言不讳地说：咱们做爱吧。线条一听，小脸挣得通红，厉声说：你倒真不傻！然后想了想，又说：那就做吧。

李先生和线条后来约定了在煤矿附近山上的庙里做爱。时间就定在春天停暖气的那一天。

李先生决定相信线条，把自己理智的命运押在她身上。七三年的三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他就到那破庙里去。为了验证一切，他非常仔细地记下了所有的细节。他受的是英式教育，故此像英国人那样一丝不苟，像英国人一样长于分析，像英国人一样难交往，交上以后像英国人一样，是生死朋友。

李先生说：那个破庙在山顶上，只有十平米的正殿。围墙里的草有齐腰深，房顶上的草像瀑布一样泻下来。庙里的门框、窗框、供桌等等一切可搬可卸的木头，都被人搬走了。正殿里有一小堆碎砖瓦，还有一个砖砌的供台，神像早没了。他想过，这会是个什么庙。照道理，山顶上的应该是玉皇庙，这是因为山离天较近，虽然是近乎其微的一点。作为中国人，他在海外读过有关民间风俗的书。但是在这座庙里，得不到一点迹象来验证这是玉皇庙的说法，而且也得不到一点验证它不是玉皇庙的说法。在这里，什么验证都得不到。因为没有神像，没有字迹，什么都没有。正因为如此，李先生对这庙的存在才坚信不移。

李先生还说：那个庙里的墙应该是白的，但是当时很多地方是黑的。房顶露洞的地方，下面就是一片黑。这是因为年复一年漏进来的雨水，把墙上的白灰都冲走了。墙皮剥落的地方也是一片黑。墙上有的地方长起了青苔，有的地方发了霉。地上是很厚的泥。泥从房顶上塌下来，堆在地上。在房顶露洞的地方，椽子龇牙咧嘴地露出来。那些椽子朽烂得像腐尸的肢体一样，要不也会被人拆光。地上的泥里还混有石子，石子的周围，长着小草，小草也是黑色的。院子里长着去年的蒿子，它们是黄色的。房上泻下的草也是黄色的。风从门口吹进来，从房顶的窟窿吹出去，所有的草都在摇，映在房子里的光也在摇。但是线条没有来。李先生爬到香台上往外看，透过原来是窗子的洞，穿过墙上的窟窿，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但是看不见线条。他又退回院子里，从门口往外看，只看见光秃秃的石山和疏疏落落的枯草，还是见不到线条。但是线条一定在这里，李先生刚决定要找一找，线条就像奇迹一样出现了。她从庙后走出来，把大衣拿在手里，小脸上毫无血色，身上甚至有点发抖，怯生生地说：龟头，你不会整死我吧？

线条则说：当时确实害怕了。虽然从来不知什么叫害怕，以后也不知什么叫害怕。当时害怕的滋味现在也说不出来，只觉得心里很慌，这感觉有点像六七年我带她爬实验楼，从五楼的一个窗口爬出来，脚踏半尺宽的水泥棱，爬到另一个窗口去。但是爬窗口比这回的感觉好多了。

李先生说：线条把大衣铺在平台上，自己坐上去，说道：你什么话也别说，也别动我，一切让我自己来。好吗？说完了这些话，就坐在那里，半天没有动。

线条说：李先生果然什么都没说。

李先生说：后来线条抬起头来，想朝他做个鬼脸，但是鬼脸僵死在脸上了，好像要哭的样子。她哆嗦着解开制服的扣子，然后把红毛衣从头顶上拽下去。那一刻弄乱了头发，就用手指抚了好半天。她穿了一件格子布衬衣，肩头开了线。然后她就像吃橄榄一样，一个一个地把扣子解开。那时的时间好像会随时停止一样。然后她又把乳罩解下来。那东西是细白布做的，边上缀着花边。然后她把裤子（包括罩裤、毛裤和线裤）一下都脱下来，钻到大衣里，坐在供台上发呆。

线条说：那一回好像我把自己宰了。

线条说：李先生露出那杆大枪来，真是吓死人。

线条还说：最可怕的是第一次，只觉得小肚子上一热，就被他把下身弄得很脏。后来知道，所谓的做爱，原来还没有完。然后只好像要生孩子一样，拼命用手把腿分开。经过了这些事以后，就再也不想爱别人。

在似水流年里，有件事叫我日夜不安。在此之前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似水流年。普鲁斯特写了一本书，谈到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这些事看起来就如一个人中了邪躺在河底，眼看潺潺流水，粼粼流光，落叶，浮木，空玻璃瓶，一样一样从身上流过去。这个书名怎么译，翻译家大费周章。最近的译法是追忆似水年华。听上去普鲁斯特写书时已经死了多时，又诈了尸。而且这也不好念。

照我看普鲁斯特的书，译做似水流年就对了。这是个好名字。现在这名字没主，我先要了，将来普鲁斯特来要，我再还给他，我尊敬死掉的老前辈。

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我所认识的人，都不珍视自己的似水流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件东西，所以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

现在该谈谈刘老先生的事。要说这事，还有很多背景要谈，首先要谈刘老先生的模样。当时，他还没死，住在我家隔壁。那时他一头白发，红扑扑的脸，满脸傻笑。手持一根藤拐棍，奔走如飞，但是脚下没根，脚腕子是软的，所以有点连滚带爬的意思。如果不在我家吃饭，就上熟人家打秋风，吃到了好菜回来还要吹。他还是一个废话篓子，说起来没完，晚上总要和我爸爸下棋到十二点。照我看是臭棋，要不一晚怎能摆二十盘。

刘老先生内急时，就向厕所狂奔，一边跑一边疯狂地解裤腰带。有一次，一位中年妇女刚从女厕出来，误以为刘老先生是奔她去的，就尖叫了一声，晕了过去。

其次要谈谈地点——矿院。当然，它也可能不是矿院。那时矿院迁到了四川山沟里接着办（毛主席说了，大学还要办），可是矿院的人说，那山沟里有克山病，得了以后心室肥大。主事的军宣队说，你们有思想病，所以心室肥大；我没有思想病，所以不肥大。刚说完这话，他也肥大了。于是大家拔腿跑回了北京，原来的校舍被人占了，大家挤在后面平房里，热热闹闹。我爸我妈也跑回来，我正在京郊插队，也跑了回来，带着小转铃。一家人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谁知乐极生悲，上面派来了一批不肥大的军宣队，通知留守处，所有回京人员，必须回四川上班，不回者停发工资。只有肥大到三期或者老迈无能者例外。后来又来了一条规定，三期和老迈者只发将够口的工资，省得你们借钱给没病的人。出这主意的那位首长，后来生了个孩子没屁眼，是我妈动手术给孩子做了个人工肛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随着医学的发展，干点缺德事不要紧，生孩子没屁眼可以做人工肛门，怕什么？

然后就该谈时间，那是在不肥大的军宣队来了之后，矿院的人逐渐回到四川去。我爹我娘也回去了。我爸我妈走后两天，刘老先生就死了。在他死之前，矿院后面的小平房里只剩下三个人，其中包括我、小转铃、刘老先生。这对我没什么不好，因为我爸爸妈妈在时不自由，他们不准我和小转铃睡一个床。

我始终记着矿院那爿平房。那儿原不是住人的地方。一片大楼遮在前面，平房里终日不见阳光。盖那爿平房时就没想让里面有阳光，因为它原来是放化学药品的库房。那里没有水，水要到老远的地方去打；也没有电，电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接来；也没有厕所，拉屎撒尿要去很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远处的一个公共厕所。曾经有一个时候，矿院的几百号人，就靠一个厕所生活。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厕所非常之脏，完全由屎和尿组成，没有人打扫，因为打扫不过来。

库房里的情况也很坏。这房子隔成了很多间，所有房间的门全朝里，换言之，有一条走廊通向每一个房间。这房子完全不通风。夏天住在里面的人全都顾不上体面。所以，我整天都看见下垂的乳房和大肚皮，走了形的大腿，肿泡眼。当然，库房里也有人身上长着好看点的东西，可是都藏着不让人看见。

除此之外，还有走廊里晾的东西。全是女人的小衣服！这种东西不好晾到外面，只好晾在走廊里自家附近，好像要开展览会。我倒乐意看见年轻姑娘的乳罩裤衩，怎奈不是这种东西。走廊里有床单布的大筒子，还有几条带子连起来的面口袋。假如要猜那是什么东西，十足令人恶心，可又禁不住要猜。最难看的是一种毡鞋垫式的东西，上面还有屎嘎巴似的痕迹。所以我认为一次性的月经棉是很伟大的发明，有时它可以救男人的命。中年妇女在中国是一种自然灾害，这倒不是因为她们不好看（我去过外国，中国的中年妇女比外国中年妇女长得好看——王二注），而是因为她们故意要恶心人！

我听说有人做了个研究，发现大杂院里的孩子学习成绩差，容易学坏，都是因为看见了这些东西，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没有因此学坏，这是因为我已经很坏，我只是因此不太想活了。

在我看来，与其在这种环境里活着，还不如光荣地死去。像贺先生那样跳楼，造成万众瞩目的场面，或者在大家围观中从容就义。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给自己安排一种死法，每种死法都充满了诗意。想到这些死法，我的小和尚就直挺挺。

临刑前的示众场面，血迹斑斑酷烈无比的执行，白马银车的送葬行列，都能引起我的性冲动。在酷刑中勃起，在屠刀下性交，在临终时咒骂和射精，就是我从小盼望的事。这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这样的电影看多了（电影里没有性，只有意识形态，性是自己长出来的——王二注）。我爸爸早就发现我有种寻死倾向，他对我很有意见。照他的说法就是：你自己要寻死我不管，可不要连累全家。照我看，这是十足恶心的说法。要是他怕连累，就来谋杀我好啦。

我爸我妈对小转铃没有意见。首先，她是书香门第的女孩子（我爸有门第观念）；其次，她长得很好看；最后，她嘴甜，“爸爸妈妈”地叫个不停，弄得我妈老说：我们真不争气，没生出个好点的孩子给你作女婿（这是挑拨离间——王二注）。小转铃就说：爸爸妈妈，够好的啦。这话像儿媳对婆婆说的吗？可是你见过婆婆非要和媳妇睡一个房间的吗？我爸和我睡在一起，他打呼噜。我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你们两位都不老，人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赛过金钱豹。现在妈是虎，爸爸是金钱豹，你们俩不敦伦，光盯着我们怎么成。最好换换，你们睡一间，我们睡一间。我妈听了笑，我爸要揍我。不管怎么说，他们只管盯死了我们，不让我们干婚前性交的坏事。直到他们回四川，还把我们交给刘老先生看管。

刘老先生我早就认识，早到他和贺先生关在一个屋里时，我就见过他。那时我和线条谈恋爱，专拣没人的地方钻，一钻钻上了实验楼的天花板，在顶棚和天花板的空里看见他在下面，和贺先生面对面坐着。贺先生黑着脸坐着，而刘老先生一脸痴笑，侧着脸，口水从另一边滚落下去，他也浑然不知。有时举起手来，用男童声清脆地说：报告！我要上厕所！人家要打他，他就脱下裤子，露出雪白的屁股，爬上桌子，高高地撅起来。刘老先生就是这么个人，似乎不值得认真对待。我爸爸和刘老先生攀交情，我很怀疑是为了借钱。

我爸爸走时已是冬天，别人都回四川去了。他们不仅是因为没有钱，还因为留守处的同志天天来动员。但是谁也不敢到我家里来动员，因为他们都怕我。这班家伙都和我有私仇，我既然还活着，他们就得小心点。我爸爸能坚持到最后，都是因为我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有山穷水尽的时候，不但把一切都吃光当净，还卖掉了手表和大衣，甚至卖光了报纸。能借钱的全搬走了，不能搬走的全没有钱。库房里空空荡荡，到了好住的时候，可是我们二老没福消受了！

我爸爸虽然一直看不起我，但是那时多少有点舐犊之情：到了那般年纪，眼看又没什么机会搞事业了（后来他觉得可以搞事业，就重新看不起我甚至嫉妒我——王二注），看见眼前有个一米九的儿子，一个漂亮儿媳——一双璧人，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可以理解。但我心里有点犯嘀咕：你们这么吃光当净，连刘老头的钱也借得净光净，走了以后叫我们怎么过嘛。当然，这话我也没说出来。

我爸爸临走时，要我管刘老先生叫刘爷爷。操他妈，我可折了辈了。他还朝刘老头作揖说：刘老，我儿子交给你，请多多管教。这畜生不学好不要紧，不要把小转铃带坏，人家可是好女孩。刘老先生满口答应。我爸还对小转铃说：铃子，把刘爷爷照顾好。小转铃也满口答应（我爸爸向刘老先生借过不少钱，有拿我们俩抵债的意思）。临了对我说：小子，注意一点，可别再进（监狱——王二注）去。说完这些话他们就走了。矿院派了一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火车站，不让人去送。我的二老一走我就对刘老先生说：老头，你真要管我？老先生说：哪能呢，咱们骗他们的。王二呀，咱们下盘棋，听贺先生说，你下一手好棋！

刘老先生要和我摆棋，我心里好不腻歪。你替我想想看：我和小转铃有好几个月没亲热了，好不容易我爸走了，我妈也走了，你再走出去，我一插门，就是我的天下。虽然大白天里她不会答应干脱裤子的事，起码摸一把是可以的吧。可恨刘老头没这眼力价，我也不好明说，恨死我啦。

我恨刘老先生，不光是因为他延误了我的好事，而且因为他是贪生怕死之辈。他经常找我量血压，一面看着水银柱上下，一面问：高压多少？

可怕可怕。铃子，给我拿药。高压一百八！低压多少？

低压高！不行我得去睡觉。醒了以后再量。

拿到一纸动脉硬化的诊断，就如接到死刑通知书一样